一、问题的提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极为特殊的阶段，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充满荒唐闹剧与辛酸悲剧的年代。当年的荒唐事情比比皆是，当年可以浮夸粮食亩产超过十万斤，有的地区号称平均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二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注：《当代中国的云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5～151页。）；可以把小学、中学合并在一起变成为大学（注：《罗山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甚至有的地方农村将两所小学办成一所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超级学校，包含有农业、工业、医药、兽医等系的大学（注：《安临站、东陆房乡史志》，1992年，第28～73页。）；广西的桂平县1958年办了34家大学、学院和科学研究所，理发店成为美容学院，养猪场成了畜牧学院，这个当时只有69.9万人县，竟然号称有47万人上大学（注：《当代中国的广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8页。）；河北蔚县要人统计捉虱子和臭虫的斤数，河北怀安县要人统计现有老鼠多少（注：《张家口地区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当年的悲剧如何，只要看到当年高达3000万以上的人口损失（注：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4期。）和困难时期超过一千万人次的流动人口（注：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流动人口”，《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4期。）就无需多说了。 其实在闹剧与悲剧的背后，隐含着许多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一段无法简单描述的历史，任何企图简化这一阶段的尝试，都可能歪曲这段历史。大跃进的许多错误行为，其出发点往往是老百性真诚的期盼。以水利建设为例，为了改变黄土高原的干旱，甘肃省一直有引洮河水上山浇灌的愿望，在大跃进时期动工的“引洮工程”的结局却是一场悲剧，最多时投入劳动力近17万人，先后逃跑劳动力2万人，死亡人口逾千，在浪费资金1.7亿元后下马，事后被认为是甘肃省在农民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中最沉痛教训之一（注：《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档案史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62～511页。）。而河南林县也一直有引漳河水解决缺水问题的意愿，在困难时期的1960年2月开始建设的“红旗渠”（注：《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7页。）于1969年建成，成为人民奋发图强改变贫困面貌的典范。如果从结局看，前者留下的是耻辱，后者留下的是丰碑，难道历史就简单的以成败论英雄？平心而论，大跃进的许多荒唐背后，确确实实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扫盲、办大学是企图圆一个受教育的梦，除“四害”是企图圆一个卫生清洁环境的梦，可惜的是用了不正确的手段来圆梦。如何解释大跃进的建设性破坏，是研究当代中国许多现象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有领导者的错误，有基层干部素质低下和作风恶劣问题（注：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行为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冬季号。），有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庐山会议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的不正常政治气氛（注：李若建：“前事不忘：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随想”，《现代与传统》，第10期，岭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有中国社会文化氛围的各种缺陷（注：李若建：“大跃进的社会基础”，《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也不能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注：李若建：“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然而上述种种因素也还不能完全回答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成因，因为经济建设是大跃进运动的重心，困难时期的实质也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离开对经济因素的探讨是不可能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有深入的了解的，本文是从经济体制因素对这一历史作初步剖析，仅仅涉及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分割体制这三个因素。实际上经济体制的影响还很多，例如投资体制也是导致大跃进中巨大浪费的重要因素，限于篇幅本文并不涉及。 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决议之一。因为“民以食为天”，中国把最重要的生活资料纳入计划经济的体制，给计划经济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统购统销制度的产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的，主要有几点，第一，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政府需要一个稳定的粮食资源，用以保证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增长与工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第二，意识形态上的借鉴作用。当时前苏联的农村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苏联用计划经济发展农村的手段被广泛地认同，因此不可避免的中国也采用了苏联的模式。第三，传统的粮食征购方法困难。在建国初期，政府的粮食依靠征购，这种方法代价很大，当时农村的一些暴乱与粮食征购不无关系。再有政府在粮食征购上要与私营粮商竞争，未必能在竞争中占优势。据称在1953年全国有几十万粮食贩子，而且还可能增加，这些人与政府争夺着有限的粮食资源（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4)》，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7页。）。 统购统销制度建立之后，一系列由政府推进的重要社会变革紧接着发生，虽然不能说这些变革的设计是与统购统销配套的，但是可以说这些变革与其紧密相关。一个变革是实行了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这个制度严格控制城镇人口数量，也就是控制住粮食消费的数量，避免要农民缴纳太多的粮食。另一个变革就是加速农业集体化的过程，用进一步的集权行为使征购粮食从国家对个体农民变成国家对农业合作社，让粮食征购相对容易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