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政协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4-0091-06

      香港新政协运动指的是1948年夏到1949年秋，中共中央通过香港分局及其属下的香港工委，团结、联络、引导、协调各民主党派，开展一场以筹备新政协为核心内容的，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目的的民主运动。通过香港新政协运动而形成的北呼南应、共商国是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香港民主高潮的主要标志。下面试从四个层面来分析香港新政协运动所具体反映的这段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创始期的重要历史，说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是贯穿香港新政协运动全过程的主旋律。

      一

      解放战争时期的香港，一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展活动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基地。它“是一个既不是蒋管区，也不是解放区的‘第三种地带’”。在特定时期内，人们也觉得在这里“不像解放区那么动荡，也不像蒋管区那样受迫害”（注：《华商报》1948年6月20日、1月7日。）。全面内战爆发后内地战局和政局的发展，使历来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又一次显出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截至1947年底，中共在华南的指挥中心和海外情报、统战中心以及一大批精英人物，除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之外的所有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都纷纷转移到香港。各民主党派经中共香港分局鼎力相助，先后得到恢复和发展。香港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举世瞩目，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和能够影响全局的民主运动中心。

      到了1948年初夏，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因军事上的大溃败而陷入全面危机。4月30日，中共中央适时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实际上是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5月1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对筹备新政协的意见，并开列拟邀请的解放区以外民主人士29人，其中留港的就有16人，即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邓初民、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伯、简玉阶、曾昭抡。同日，毛泽东随电报附上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转达的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席李济深和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函件，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具体意见。

      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在香港分局向有关方面转达信息，征求意见并在《华商报》等多家报刊登载“五一”口号内容及相关解释文字后，香港各民主党派反应热烈。5月3日，民革中央委员梅龚彬首先发表题为《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的文章。5月4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分别发表声明，认为“应从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注：《华商报》1948年5月4日。）。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即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致公党）陈其尤，农工党彭泽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合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同日，上述人士还向国内外发出通电，高度赞扬中共“五一”口号，号召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注：《华商报》1948年5月6日。）。

      此后直到7月，各民主党派纷纷在香港单独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响应和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为筹备新政协出谋献策，并声讨刚刚收场的南京“行宪国大”，批判第三条道路。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注：《华商报》1948年5月22日。）5月24日，民进发表宣言，指出：“正在中国反动的‘国大’活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廿三条，把实现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国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注：《华商报》1948年5月24日。）

      6月9日，致公党发表宣言指出，今年“五一”，中国共产党“庄严地公布了二十三个革命号召”，“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注：《华商报》1948年6月9日、6月10日。）同日，民建在上海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表明态度。6月14日，民盟发表公开信表示，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必须在香港展开一场新政协运动。“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注：《华商报》1948年6月16日。）。6月25日，民革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注：《华商报》1948年6月25日。）。同日，民联发表宣言，指出：“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独裁路线与民主统一战线的尖锐斗争中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凡是坚决地站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面者，凡是希望今后‘新政协’顺利成功者，不独不应该有着丝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积极起来揭露折衷‘第三条道路’的阴谋。”（注：《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7月7日，救国会发表宣言，指出：“此一口号恰符合本会‘建立举国一致民主政府，完成反抗侵略肃清封建任务的一贯主张。亦只有如此，人民力量民主阵营始能更强化扩大和组织化，全面胜利始能实现。”（注：《华商报》1948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