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4-0016-1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是有其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和内部的社会状况的。就其世界历史条件而言，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普遍“发展危机”及其所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纽带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被突破；十月革命后，经过短暂的动荡，俄国迅速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对与其相邻的中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就其内部的社会状况而言，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以及“五四”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近年来，学术界不少人已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探讨，在此故不赘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既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里程碑，又是中国现代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奠定了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通过从现代化的视角上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自身”原因的考察，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1921-1949)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来，亟待中国人解决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任务是：对外，实现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对内，对旧的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能够把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任务与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现代化领袖获得了权力的转变”。 学术界有的人认为：“五四”以来，关于中国现代化出路之论争“很少涉及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弱点。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落后性和停滞性，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老化。相比之下，19世纪俄国革命过程中的思想争论，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显然占据中心位置。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这些问题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这种思想方式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维也有一定的影响”。[1](p375)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我以为，中国现代化出路之论争（1949年以前）“很少涉及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事实，但其原因并非是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落后性和停滞性以及作为其反映的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老化。中国当时的状况与俄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当一个主权国家被半殖民化和受多重压迫的时候，具体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是不可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的。而19世纪作为“欧洲宪兵”和“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的俄国则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独立自主”地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农奴制关系矛盾的发展最终导致1861年改革；到19世纪80年代，在各主要工业部门，机器生产逐渐地排挤了手工劳动。是“什么力量迫使俄国统治力量搞改革”的呢？列宁曾明确回答道：“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力量。”[2](p174)因此，19世纪末期的俄国革命者自然会把关于俄国具体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列宁那本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专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不过，当时的俄国革命者对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作“经济层面”上的探讨，其主旨在于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矛盾和冲突中去探寻俄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途径，所以，他们对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作“经济层面”上探讨与对工业化和现代化作“政治层面”及“文化层面”的探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方面说明，“现代化出路”从来就内含着“文化运动”问题和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俄国革命者对具体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作了较多的探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完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最终使俄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具体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提到“中心位置”。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真心诚意、脚踏实地地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当然，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像俄国的革命者那样更多地从“经济层面”上来讨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但这既不说明中国共产党不重视经济问题，更不说明它受了那种所谓的“对……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的思想方式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其中有的代表人物（如卢作孚）提出，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惟一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3](p117)中国思想界对此也作了回应。冯友兰在《新事论》中引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使农业的东方从属于工业的西方的论述，认为，中国落后，受西方列强剥削，成为半殖民地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进行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则没有进行工业革命，没有“近代化或现代化”。在他看来，中国摆脱落后和受剥削的半殖民地状况的惟一方法就是进行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不过，冯友兰恰恰忽略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是西方工业革命由以产生的重要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的论述。因此，虽然他看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中国摆脱落后和受剥削的半殖民地状况的重要性，但他却不懂得，不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像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不可能获得正常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的社会条件的（更不要说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了），而这种革命又不可能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不过，完成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和实现现代化与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是一回事。对此，布莱克曾有段耐人寻味的论述：“无论如何，民族主义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目的——现代化——的手段，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它激起的情感是那么强烈而有力，致使民族主义往往竟然湮没了现代化并使其转移了主要进程。争取独立的斗争所吸引的生命力和力量是那么多，保卫疆土、保持独立所需要的财力物力是那么大，以致前提问题都成了配角……民族建设对于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动员人民为之奋斗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它引起现代化的某些最困难的问题。”[4](p104-105)另外，一般说来，对社会结构实行彻底改造的过程比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过程要漫长得多、复杂得多。但是，这两者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世界现代化史表明：民族统一和独立是现代化正常发展的充分条件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民族统一和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虽然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初步实现并不必然要求完成对旧的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它可以脱离对旧的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而单独进行），因此，对旧的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就必然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而真正、全面地实现民族统一和独立又必须以对旧的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为其逻辑前提。中国共产党在从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对社会结构实行彻底改造与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双重任务的辩证关系过程中，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以实现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为基础。在一个主权国家被半殖民地化的情况下，该国家就根本谈不上解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技术细节”问题，抑或说，根本就谈不上解决具体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5](p1080)另一方面，中国要摆脱其落后挨打状态，真正、全面地实现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必须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毛泽东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和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6](p238-239)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把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视为革命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上述这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融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为之奋斗的目标——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众所周知，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了“分两步走”战略方针。可以这样认为，能够把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任务与争取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的任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占据现代化领导集团位置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