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4-007 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应对外来挑战、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在这短短的160多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沉沦、觉醒、抗争、新生、崛起、遭遇挫折、再展辉煌这样几个不同寻常的历史阶段。1921年中共的成立恰好处在这一百六十多年的中间，它的意义何在呢？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综观从鸦片战争迄今160多年的历史，从三个代表的角度，特别是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新视角，来观察和思考1921年中共成立的意义，它肩负的是一个历史的承接者与推进者的角色。 一、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演进 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在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西文化猛烈冲撞、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师夷思潮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声，也是中共出世之前的第一股进步思潮。它萌蘖于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的“洞悉夷情”。鸦片战争失败后，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师夷长技”成为思想界有识之士的“一时之趋”。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等是当时师夷思潮的代表人物。 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化了原本十分激烈的民族和阶级矛盾。1851年，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这场在近代发生的旧式农民战争被李大钊称为中国的第一次民族革命运动[1-p802]。太平天国运动留下的《资政新篇》最能体现这场运动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资政新篇》是由曾在香港居住过数年的洪仁玕主持制订的。《资政新篇》有两个突出的进步思想：一、发展资本主义。它称赞西方的工艺技术乃“堂堂正正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主张仿效西方，“兴车马之利”、“兴器皿技艺”、兴银行等等；二、依法治国，德法并用。洪仁玕说：“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2-p94]在《资政新篇》中，他依照西方法律精神，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司法改革措施，并特别强调德法并用：“十款天条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诸凡国法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必先教以天条，而后齐以国法，固非不教而杀矣，亦必有耻且格尔”。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内忧——太平天国起义，与外患——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逼迫下举办了旨在自强的洋务运动。与这次运动相连接的洋务思潮是中共出世以前的第三股进步思潮。它上承师夷思潮，是师夷思潮的实践与深化；下启维新思潮，是维新思潮的前驱先路。在中共党内，陈独秀最先肯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1924年，他称“主张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的李鸿章等洋务派为老维新派[3-p613-614]。 洋务运动在中国进行了三十多年，最终没能把中国推上现代化之路，但与这次运动相连接的洋务思潮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这主要有：一、自强意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面对内忧外患，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奕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4-p466]，李鸿章提出应对西方殖民者的方法是“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复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自强是洋务运动的旗帜。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明确提出这一口号的是李鸿章，其基本思路是把和戎与变法相联系，通过“和戎”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三、富强相因，先富后强。李鸿章说：“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洋务派的其它代表人物也有类似的表述。四、中体西用。这是洋务派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定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是对洋务派中西文化观比较全面的概括。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出人意料地败北。甲午战败是洋务与维新的分水岭。战后，持续30多年的洋务思潮逐渐走向沉寂。以救亡、启蒙、变革为主题的维新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中共出世以前的第四股进步思潮。陈独秀把戊戌变法称为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国民运动[3-p613]。 维新思潮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思想文化遗产，主要有：一、全方位的变革思想。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维新派指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系统。“一行变甲，当先变乙，至欲变乙，又宜变丙”。只有“百业并举，而后一业可就”（《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康有为指出，中国前途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有适时而变、全变、速变，才能挽救处于灾难中的中华民族。二、伸张民权，强盛国家。比较中西，维新派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强盛，关键在于民主制度，在于能兴民权，而中国所以衰弱，根源在于中国的专制制度造成“上权太重，民权尽失”[5-p248]。他们说，民权是国权的基础，“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要求在中国立议院，通下情，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三、开民智。维新派认为中国民众受专制制度的束缚太久、太深，不懂得自由、民主的真谛，难以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之重任，因此必须开民智。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说：“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学校总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严复则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国民改造思想。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更高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6-p272]。四、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针对洋务运动时期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维新派在经济上倡导自由主义。严复提出：“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麦孟华也说：“民间之事宜听民办，操刀代斫，必至伤手”[7-p120]。五、协调发展。梁启超说：“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遍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二）张謇说：“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货者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货者也；商为之绾毂，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8-p801]“本对末而言，犹言原委，义有先后而无轻重。”[9-p151]显然，维新派已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彼此协调，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六、大同思想。鉴于西方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维新派在主张学习西方的同时，又对中国下一步的前途作了勾勒，其代表作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比西方资本主义更美好的乌托邦。七、中西会通。在文化问题上，维新派批判地继承了洋务派的中西文化观，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中西之门户”的会通思想[10-p294-295]。中西会通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