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53-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4-0117-05 费正清的东亚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作为现代东亚学的开拓者，费正清完成了从古典汉学向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东亚学的过渡。1929年秋，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伦敦期间，结识了查尔斯·韦氏(Charles Webster)。在韦氏影响下，费正清选择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作为研究课题。1932年，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在清华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曾以《中国海关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为题，于1935年出版。1936年费正清获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在哈佛大学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应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1946年8月，返回哈佛，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主任，取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立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费正清建立了近现代东亚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虽然他把近现代中国作为东亚学的主体，但这种研究在目的、内容和手段上都与传统汉学有着根本区别。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首先，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创建了多所学术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东亚问题学者。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之后，中国问题研究异常艰难。他认为：“对付麦卡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1]有赖于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东亚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开始有了长足进展，一些私立大学着手筹划远东研究。费正清于1954年开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到1955年，首先建立了为期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约培养14名研究生。1956年，招收了26名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联合博士学位的研究生。50年代后期，研究中心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到60年代，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哈佛从此进入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短短几年便超过了斯坦福、伯克利等其他学校。 除了作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外，费正清还担任了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1959年，他担任“亚洲问题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1968年，出任“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在实践中，费正清慎重处理政府、教育研究机构和基金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费正清后来在区域研究中取得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统计，从1958年到1970年间，由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所提供的基金达4000多万美元。其次，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东亚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把东亚问题研究看作“一项世界性的事业”[2]。 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作为学者和思想家，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费正清的学术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作为历史学家，他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及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作为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费正清在哈佛教授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100多人。其次，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哈佛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最后，费正清还为推进中美关系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他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费正清的持久影响与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当1929年费正清在牛津大学开始他的汉学研究时，哈佛大学只开设一门东亚研究课程。费正清半个世纪之久的学术生涯伴随着美国在亚洲扩张的历史。他对中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精辟见解，影响了美国公众和政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举措。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对华政策也出现了几次重大调整，中美关系也因此经历了几次重大转折。在变动不定的形势下，许多学者昙花一现，而费正清则能够始终主宰史学主流。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费正清是最严谨、最执著的思想家。 有关费正清本人的学术争议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对费正清的认识也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如费正清与其以前的学术传统的关系、费正清思想的发展轨迹、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以及他在亚洲、美国的实际经历对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等等。费正清是一位理性学者，他坚持认为文化价值体系决定人的信仰和行为准则，坚持知识的价值在于指导行动这一原则。他在1977年退休后的一次接受采访中说：“我认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应当以能够指导实践为最终目的。研究者并不一定要有伟大的思想，但他必须勇于实践，将理论付诸行动。”[3]费正清的学术生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了大部分西方中国观察者的共同经历，他的现代中国理论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相对主义(1923-1944)；反对中国文化价值观，提倡激进社会变革(1944-1951)；困惑与沉默(1951-1960)；接受与理解(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