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

——“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的“紫石英”号事件,可被视为英国炮舰外交在中国的彻底终结。但是,这一事件却未必是炮舰外交的产物。英国此时既无在中国推行炮舰外交的实力,也无推行炮舰外交的故意。事件发生后,经过数日的观察分析,中英双方都得出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的正确判断。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却历尽艰难。一开始双方在谈判级别和谈判内容上便分歧严重,纠缠了很长时间。究其原因,要害乃在于英方是否准备对事件做出道歉。6月下旬,中共做出一定让步,谈判出现一丝曙光,但这一曙光转瞬即逝。尽管英方曾为谈判解决事件继续做出一些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它拒绝认错,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无奈之中,英国人选择了乘黑夜逃遁的下策。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史实讹误,需加以订正。从史料来看,英国政府绝无在谈判中正式认错道歉的可能,英舰的逃跑倒是为僵持不下的谈判做出了另类的了结。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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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大英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作为一个殖民大国,尽管英国在战后仍然回到了旧日的殖民地,但时易势迁,今非昔比,其殖民统治的终结指日可待。不仅如此,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已经大为削弱的实力使它再也不能撑起昔日的辉煌。大英帝国这一外强中干的架势只待勇于挑战者来戳穿。

      稍许有些意外的是,使英帝国终于陷于尴尬处境者,并不是它旧日的殖民地,而是在这一范围之外的中国。这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崛起,此后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国内战争。中国人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还是对内部革命的进程,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紫石英”号事件的出现虽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又带有某种必然性。它的发生、演变及其终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正急剧上升的社会革命势力和民族革命势力与一个正呈下滑趋势的帝国一旦发生碰撞后的必然演进。

      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研究,近年来已大有进展(注:余子道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对“紫石英”号事件的一些传统说法提出异议,参见《紫石英号事件与炮舰政策的终结》(《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近年来最为着力的研究,当为陈谦平先生的《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作者相当准确地重构了事件的发展过程。董晨鹏先生著《炮打紫石英号:中英长江事件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下文简称“董著”)则对这一事件做了最为详尽的叙述。黄宇和先生的长文《英国对华“炮舰政策”剖析——写在“紫石英”号事件50周年之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虽非专门论述“紫石英”号事件,但其若干分析颇具独到见解。此外,“紫石英”号事件的当事人、中共方面主要谈判代表康矛召先生也发表了多篇很有价值的回忆文章。)。但在若干问题的观察和叙述上,仍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笔者近因编辑《解放战争》资料集之外交卷,阅读了英国外交部有关这一事件的档案,不禁产生了一些想法。在此,本文想对以往一些言之不细或言之不确的问题再做些探讨。

      炮舰外交?最初的判断与因应

      中共炮兵和英国军舰在长江中数次炮战,结果打得英舰或搁浅被困,或负伤而逃。数月后,被困英舰乘着夜幕侥幸逃脱。从这个意义上,将“紫石英”号事件视为百年来英国炮舰外交在中国的终结,或视为整个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炮舰外交的终结,确实是极具形象意义的。因为,从此任何列强都再无可能肆无忌惮地将炮舰开入中国内河,并以此作为威胁工具了。

      “紫石英”号事件中,既出现了英国的军舰,又出现了英舰与中共部队的互相炮击,这自然会使人首先联想到炮舰外交的复活。于是,在一些著述中,“紫石英”号事件被描述为一次典型的炮舰外交的事件。然而,仔细想来,这一可被视为炮舰外交终结的事件,却未必能被称为炮舰外交的产物。“紫石英”号事件中,虽然看起来既有炮舰,也有外交,然而这炮舰和外交是分了家的,它与我们以往所说的炮舰外交有若干不同之处。所谓炮舰外交,顾名思义,就是以炮舰作为工具,或直接以武力打击对方,或以武力的炫耀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远的不论,20世纪20年代的“万县事件”和“南京事件”当可视为炮舰外交的赤裸裸的表现。“紫石英”号事件发生时,英国的境况已全然不同,它既无在中国推行炮舰外交的实际力量,也无推行炮舰外交的主观意图。

      以实力而言,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英国确实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海军大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后,英国已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在贫弱的东方,它仍然可以一抖昔日的雄风,如“万县事件”之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打击则是致命的。可以说,战后的英国已由一个世界大国沦落为中等国家,它已经不具备在遥远的东方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英国早已威风不再。

      英国也完全明白自己的实力和处境。战后,对于中国的内战,英国基本奉行的是观望政策,尽管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它无疑在内心希望国民党政府继续执政。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使英国政府在1948年下半年便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已是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自然更不愿意卷入中国内战的旋涡了,其中立的立场应是无可怀疑的。

      不仅如此,在外交上注重讲求现实的英国人,此时已经开始考虑抛弃正走向失败的国民党人及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问题。1948年12月的英国内阁会议,便已确定了在中国“保持立足点”的对华政策。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南迁,英国政府指示其驻华大使及使馆的大多数人员仍留驻即将为中共所占领的南京。这一举措的意图是明显的:英国希望寻求与中共建立关系的机会。

      就事论事,就“紫石英”号事件本身而言,它的发生,完全出乎英国政府的意料,甚至颇令其震惊。在当天内阁委员会的讨论中,内阁成员们对把军舰来当做向大使馆运送补给品的运输工具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紫石英”号在上驶之前,应努力从国共双方那里都获得可以安全通行的保证。英国外交部也在当天致电驻华大使馆,询问事发原因。该电问道,留守南京的海军武官既已在给远东舰队的电报中通报,共产党可能在4月21日渡过长江,并说口岸一带是南京下游两个最可能的渡江地点之一,“紫石英”号为什么要在如此接近可能的发起进攻的时间通过危险区域?英外交部要求驻华大使施谛文(Ralph Stevenson)尽快报告“紫石英”号在这一关头开往南京的原因。(注:Foreign Office to R.Stevenson,Apr.20,1949,FO371-75887-F5476,Foreign Office Records in 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可见,英国政府对此事的发生可说是毫不知情,并对远东舰队在这一敏感时刻派军舰到南京显露出不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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