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4-0026-07 一 自19世纪末，马克思学说被渐次介绍进中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可以说，直到五四时期才开始。一大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被介绍到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及团体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备并最终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开始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一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和社会改造目标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即根据中国的国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使思想理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具体发展起指导作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往往随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中的解释，既有学理上的争论，但更多地是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用以论证政策和方法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应该说，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解释更新，也是符合基本认识规律的。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和解释变化，与同时期中国历史解释相一致。 将一种思想或学说的认识与发展，等同于整个国家历史进步的解释方法，突出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初就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实用性特征。每个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读，都受到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性质的认识，以及对解决途径和方法探索的强烈制约。然而，对于指导思想的论证，往往并非是现实发展之后的检验，因此，在具体解释上，通常是使用历史来说明指导思想的无比正确性，同时又用理论教条来规范对历史的解释，构成了一个两者可以互证的循环圈。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史，才能够清楚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特点；也只有深入地研究中国近现代、乃至世界近现代的历史，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播和具体作用于中国社会之初期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不但体现着认识水平和理解程度，而且也说明对中国具体国情的认识水平，同时也反映着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方式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巨大威力，以及五四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解释还存在许多幼稚成分，已经有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注：一般的论述都是简单的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归纳当时的不足和缺点，又同样简单的把历史局限性作为普遍适合的原因，只是举出了内容、观点上的差距，忽视解释方法自身的缺陷。例如《五四时期的抉择》（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207。）将最初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与弱点主要归纳为三点：没有注意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反作用的内容；批判第二国际时只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力观念较为淡薄；用普遍性、整体性、世界性观点解释中国，缺乏中国化。这些观点表面上看都能成立，实际上却掩盖了历史发展过程特征，此种思想史研究无力解释具体的历史发展。）。本文所要揭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播的初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建立的过程中，历史解释对于传播和发展的意义；并试图说明，作为一种历史解释方法的开端，尽管以后的发展在理论解释和现实条件上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仍可以追溯到初期解读方法的特征，也就是说，最初的解读，可以像遗传符号一样，或多或少地隐含在对以后的发展解释之中。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速度加快，《新青年》第6卷第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因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中国想要跟上社会发展潮流，自然应对马克思主义有一权威的解释。但是，此时的传播多为一般常识介绍，而且混杂着大量的曲解（注：例如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尚无明确地区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一文，甚至把中国衰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女子没有自觉和不明贞操观念。陈文转录自《新中国》，原名为《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新青年》改名并收入“马克思研究”专栏，如果说这样的结论是由唯物史观得出的，那么，编者给读者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显然是混乱不清的。），更不清楚何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1920年2月，俄共（布）中央决定加强对东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2](p39)紧接着维经斯基来华，很快在几个城市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新青年》也自第8卷第1号成为上海共产党的公开刊物，马克思主义传播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此刻，马克思主义传播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思潮介绍或者启蒙，而是要作为“直接行动”乃至为理想而“牺牲”[3]的强有力武器，注意力集中在行动的目的和途径上。之所以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其理由一是“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一是“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4]汲取历史经验走捷径，是所有落后国家或民族实现赶超追求的目标，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改造必须采取激进的革命形式，先驱们的答案是一战中暴露出的现实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以及中国的落后和外来侵略日益加强。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动力是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利器。 一种理论解释，特别是对一种外来的理论解释，通常是从现实社会发展和历史批判比较两个方面进行的。对于外来理论的理解，及其在现实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本国或本地区、本民族现实社会发展水平及状况的认识，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其发展规律和问题的认识越深刻，驾驭理论的能力也就越强。自身的发展条件对于思想认识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尽管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暴露出来，而且由于有了俄共（布）的指导与参与，俄国革命和列宁的解释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及中国必由之路，维经斯基在华演讲时称十月革命是俄国工农“不惜牺牲为天下先”，“为世界开了一条光明大道，简直就是要解放天下的劳工贫民”。[5]但是，由于世界局势的激烈动荡，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尚极不充分，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还远没有肃清，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也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也就很不深刻，尤其是还不能准确的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认识中国社会（注：建党前夕对于工人已经有了一个简单地观察分析，但分类、分层尚不准确，分析的方法和角度也有问题；对农民还缺乏可用的分层办法；对于剥削阶级的分析也是极为笼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神化劳工，一方面极力谴责其愚昧落后的观点又十分普遍。例如李达在较晚的一篇论述劳工神圣的文章中，还简单地将劳动者比作神，而且是“正在睡觉”中的神，并认为不合理的现状是由劳动者的“同情和慈悲”造成的。H.K.：《劳工神圣颂》，《新青年》，第8卷第4号。），因此，历史的批判和比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理论解释的最为便捷、有力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