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2;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4-0075-05 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是“君子群而不党”，不允许“交结朋党”。辛亥革命后，开始移植西方的民主政治，一下子涌现了许多政党。但是，有政党却没有政党政治；种种建立政党制度的努力均一一宣告失败。为民主而奋斗的人士只能结成革命党在体制外求得生存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没有民主、没有合法的政党活动的环境中。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在最初的岁月里，做过与不同阶级的政党合作的尝试。党对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这一早期探索，为日后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启示。政党制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密切相关。 一、多党制的追求：在专制制度下破产 在中国，近代政党是辛亥革命的产物。这一方面是有了结社自由；一方面是组建了临时参议院，准备召开议会，制定宪法，为政党活动提供了舞台。一时间，各类政治团体蜂起。民国政权被袁世凯篡窃后，革命派试图在此基础上利用其“发扬共和精神”的誓言，仿效西方建立由政党组织政权的制度，实行政党政治。这就是：由“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实行“责任内阁”制度，“总统不负责任”（注：《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9～490页。）。他们拟经由这一途径收回被袁世凯窃据的权力。 为了准备通过国会选举上台执政，1912年3月，革命派将秘密的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不久又以此为基础联合一些小党组成国民党，以至规模超过为袁世凯所操纵的共和党，成为临时参议院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高兴地说：“民国政党，惟我独大”（注：《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9页。）。有了这等成就，他们就试图进一步建立起某种政党执政的稳定制度。其首选的制度是由两个大党垄断政权的两党制。《国民党宣言》称：“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注：《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9页。）。为此他们宣布：“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注：《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6页。）。对此，孙中山是支持的。他也主张：“甲党执政”、“乙党在野”，“轮流互易”（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64页。）。他还说过：“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8页。）。这就是实行一种“两党”或“数党”“在朝”、“在野”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但是，一个革命党一旦转变为普通政党，各省支部仅为运动选举之机关，不再肩负革命任务，这样在封建专制势力强大且无民主力量为后盾的条件下，就只能任人摆布、甚至任人宰割，而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历史告诉我们，专制统治者袁世凯压根儿就不要什么“政党政治”。他不仅不要多党制、两党制，甚至也不要什么一党制。他所依靠的是枪，而不是党。只是当时他还暂且需要一个“政党政治”的外观，因而不是取消政党，而是利用政党，以制造一种靠政党和议会继续掌权的民主假象。为此，他在分化瓦解革命党的同时，又拉拢与收买一批名流政客结成“拥袁反孙”的政党。可是，此刻的中国毕竟发生了一场革命，局面已非他单靠这一手就能轻易加以控制的了。1913年2月正式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取得参、众两院议席中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兴高采烈，以为“政党政治”的梦想就将变成现实。袁世凯也慨叹国民党“相逼之甚”。不过，他有恃无恐，深信武器的威力甚于政党。他在暗杀宋教仁之后，又镇压国民党议员中的坚定革命分子，初露了他的凶恶面目。在独裁者的武力面前，政党何用？国会选举又何用？内阁总理的任命仍取决于袁世凯个人的意志，而不是国会中政党席位的多少。这里存在的是总统的专制制度，哪有什么政党的民主制度？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政党只不过是独裁者手中的一个玩物：有用时，拿来装点门面；无用时，弃之如敝履。这时，要合法地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还需要国会和政党。为了牢牢控制国会的多数，袁世凯虽已掌握三个党，仍感不足，又再资助一个党，炮制一个党。而一当合法手续履行完毕，他便迅速显露出自己专制独裁的真相：先是攻击国民党人“托名政党，为虎作伥”，下令解散，取消有其党籍的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陷于瘫痪；随后便下令解散国会，使那班以“扶植政府”为要务的所谓“政党”也失去了立足之地。在免去了政党政治的一切麻烦之后，袁世凯便公开撕去“民主共和”的伪装，上演复辟帝制丑剧。 此刻，幻想遭破灭的不仅有革命派，还有深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的改良派。梁启超在接受袁世凯资助组建进步党时，本想通过既附和又开导的办法“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由“强善之政党”造成“强善之政府”；在政权的组成方式上则主张由“健全之两政党”“嬗代”执政，以多数之民意为进退。直到这时，他才清醒了起来，发起护国战争，历数袁世凯“操纵党派”、“蹂躏国会”的罪行。 此类幻想的破灭是必然的。当时的中国是武人的天下，并非政党的天下。这里热热闹闹地有过许多政党，可政治却依然是赤裸裸的独裁政治，而不是什么政党政治。这里有过国会中的政党角逐，可是一个政党通过国会角逐上台执政的事却从来不曾有过。革命派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企盼，始终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追求；而众多依附袁世凯的政客们却连这种追求都没有。所以这里的“多党角逐”并非什么“多党制的尝试”，更无所谓“多党制的夭折”。这里有的是政党游戏，谈不上什么政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