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4-0039-09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80年光辉历程中，经历了以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两次伟大转折。这两次伟大转折虽然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内容，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胜利发展的关键，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发生、发展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特点。充分认识其作用和影响，认真总结其宝贵经验，对后继者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很有教益的。 一、两次伟大历史转折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发生在长征途中，以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后1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并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只9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到20世纪末，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向着在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迈进。 可见，中国共产党80年光辉历程中经历的两次伟大转折，形成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领导集体，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开辟了两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及深远影响。 二、转折发生的历史条件 历史的转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历史主人公主观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都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同时又都是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上、组织上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 首先，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重大的历史关头。第一次历史转折发生在党中央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革命走到了重大历史关头，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战略方针，才能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达到长征胜利的目标。第二次历史转折发生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又面临重大历史关头，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境中奋起，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第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具备了实现转折的条件。主要是：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是非功过已经分明；原来的领导人无力回答历史关头提出的问题，已经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而一度受到错误打击或排挤的正确力量的代表已经涌现出来，并且对重大关头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们已经左右了形势，控制了局面，也就是说，党内新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形成。 长征出发时，第三次“左”倾领导集团已经分化。在“毛洛合作”、“博洛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形成“中央队三人团”，成为反对博古、李德的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主要力量。湘江战役失利实际上宣告了“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完全破产。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毛泽东、张闻天抓住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把争论集中在最为迫切的红军战略方向上。通道会议（12月12日）否定了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意见。接着召开的黎平会议（12月18日），再次否定去湘西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这时，张闻天同王稼祥在黄平橘林谈话（12月20日），提出由毛泽东指挥军事，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得到赞同。此后，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明确，并且已经在最重要的决定军事战略方向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 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发生有着相类似的状况。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国已经发展到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关头。历史已经证明，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华国锋主持下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四五”运动的镇压不得人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四人帮”做坚决斗争又领导1975年整顿大见成效的邓小平，则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寄托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