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但它又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倡“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鉴往知来，所谓“中外”就是知己知彼。“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诞生，还必需研究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还必需从近代历史的变化，特别是从辛亥革命说起。 一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毛泽东指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60页。）开始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它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梁启超于1922年所写的《50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象尧舜那么圣贤，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滑，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注：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9卷，1922年版。）梁的这一段话，大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复辟丑剧一幕幕地上演，人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触动与改变不大。革命党人被迫逃亡国外，他们深深地思考：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和外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比较。因此，启蒙思想家们纷纷登上文化革命的舞台，由文化革命而政治革命，使中国的面貌在20世纪发生了历史的转折。陈独秀就是这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先进代表。 陈独秀曾是安徽岳王会的领袖，并在辛亥后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等职。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旋去日本。1915年又回上海并于同年9月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即思想革命运动，又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从近年发现的史料来看，陈在“二次革命”失败逃居上海（去日本前），即为同乡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起草过一个宣言，表达了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愿望（注：参见沈寂《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有的国外学者根据某些报道认为陈曾去过法国“深受法国政治、文化思想及文明的熏陶”（注：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陈去法国说有误，但他确曾在日本的一个法语学校里学习过法语。据日本学者的考证，他是1914年在日本时进过一个名为アテネ、フテンセ（中译雅典娜）的法语学校。因此，联系到《新青年》所宣传的内容来看，说他深受法国文明的影响也不为过。 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这一思想革命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陈独秀的“补课”思想以及他要求人们达到的目标，从两个有代表性的杂志封面上就很形象地显示出来： 1.《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印着"La Jeunesse"，就是法语“青年”的意思。国内一些著述，对于这样一个法语标题往往不大注意，而有的外国学者却对此非常重视。如有一本著作写道：“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唯一的期刊，是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由陈独秀主编的著名的《新青年》（开始叫《青年》），人们经常用它的副题'La Jeunesse'来称呼它。这个副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民主思想深远影响的反映，不仅影响了陈独秀本人，而且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同代人。”（注：W·若德津斯基：《中国的历史》（1卷），1979年版，第437页。(Wiold Rodzinsk:《A History of China》Volumel,1979,P437)） 2.在《青年》杂志影响下的一部分爱好文学的青年，在此后不久创办的《新潮》杂志的封面上，也印上了一个英文副题："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 我们再从《新青年》杂志前几期的内容来看，也大都是介绍和论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文章。如《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为《敬告青年》（发刊词），第二篇文章即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陈独秀的上述思路。 《新青年》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地不妥协地斗争。 民主当时被称为人权。启蒙学者们非常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发布的《人权宣言》。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说：“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因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注：《青年》第1卷第4号。） 科学既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科学方法。陈独秀在《青年》发刊词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强调主客观统一，从客观事物中寻求其规律，这就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包括在内了。 民主、科学提出后，很快流行开来，它们被称为德(Democracy)、赛(Science)二先生，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举起这两面大旗。认为只为此二者才可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且为之奋斗，“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其看法切中时弊，其精神英勇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