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一场规模宏大的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体的经济建设运动。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贯彻实施，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仅将研究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作一综述，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三线建设的原因 三线建设的起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三线建设的发起有备战原因也有改变经济布局的原因。马英民认为，三线建设首先是为了战备，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是三线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注：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持此观点的还有孙东升、董辅礽等。孙东升认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是针对战争的危险而作出大打规模战争展开的，除了备战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把三线建设当作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整个战略布局考虑的（注：《6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陈东林认为，除了备战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这两个原因以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即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讲，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除了经济出现危机或混乱时期，整个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总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可以是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为实现工业化目标在一定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种表述。从实践来讲，世界各国如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也大多要经过一个高积累的初期阶段。“三五”时期继续用提高积累解决工业化问题也是必然的（注：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有的研究者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三线建设的原由。第一，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确保备战任务的落实。第二，三线建设的决策，借鉴了中外现代史上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第三，就是要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大力发展西部内地的经济建设，创建新的现代化工业基地。第四，毛泽东出于在国内反修防修的考虑，把三线建设也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注：王培：《60年代中期中共转变经济建设方针的原由》，《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三线建设决策。第一，进入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加大。第二，调整工业布局的需要。第三，反修防修的考虑。第四，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影响。第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以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国家的规律。现代化研究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时间和方式不同，将其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前者的动因来自本国内部，是本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后者最初的诱发与刺激因素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其生存的严峻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由于外部世界对其生存的严峻挑战，所以“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总是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三线建设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既有现实的考虑，也有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给予的深刻启示（注：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二、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 三线建设持续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耗资2050亿元，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学术界褒贬不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研究者对三线建设持完全肯定态度。马英民指出，三线建设从总体上看不仅没有错，而且是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持此观点的还有孟仁忠。他认为三线建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它不光是增强了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注：孟仁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西部开发思想比较研究——兼谈新时期军事经济建设》，《军事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宋宜昌从赶超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角度对三线建设作出分析。他认为，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以比较高的代价，在与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抗争中，直接或非直接地打赢了两场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战事（包括抗美援朝），并迫使他们付出了几十倍的高昂代价。从这点出发，我们应该对三线建设和兵工事业的策划者、实施者和建设者表示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感激之情（注：《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有的研究者以辩证的眼光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分析。邬翊光认为三线建设在战略决策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在战术上，即具体地区布局和厂址选择上存在着严重失误。三线建设的主要失误是战术性的，即违背了生产力布局和工业建设的科学规律（注：《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7月版。）。赵士刚从经济和备战角度分析了三线建设的成败。他认为从经济建设角度看，三线建设得不偿失。但是，对于三线建设这么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不能单纯从经济观点看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并不是凭空臆造的。搞三线建设为的是有备无患（注：《共和国经济风云》（下），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70页。）。 有的研究者基本肯定三线建设。认为尽管三线建设存在着偏差、问题，但三线建设仍然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三线建设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教训，但三线建设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其效益不能也不应当用发展东部的标准来衡量，更何况，任何一个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都必须付出代价（注：杨火林、杨英健：《简析新中国西部发展战略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周民良则认为，尽管有人说，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于改变当地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注：《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