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是虚幻与现实两种因素的交织物，呈现类似二律背反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提高了，它是一个现实的大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又是相当有限的，它只不过是大国行列中的“一个礼节性成员”，带有虚幻大国的色彩。 现实性——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提高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英勇抗战赢得了世人的尊重。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东亚病夫，不堪一击。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传统的外观形象。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焕发出来的空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这个古老的而在近代落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东方的大国。宁死不屈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创造出以弱御强的战争奇观。这无疑在世人面前重塑起中国的形象，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自然提升。世界大国的一些通讯社如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以及主要报刊如《真理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抗战作了赞扬性的或肯定性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至1943年间宋美龄访美受到美国朝野热烈欢迎，蒋介石夫妇的照片刊登在美国颇具影响的《时代》杂志封面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参加签署盟国战时三大宣言——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开罗宣言》，更是清晰地描绘出战时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一条轨迹。 （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使中国起码获得了法理上的平等地位。近代中国的不平等地位是被列强用不平等条约从法理上固定下来的，成了不合理却合法的事情。中国要取得平等地位，自然首先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美国、英国与中国分别签订废除领事裁判权及相关特权的条约，结束了中国与这两个西方大国在法理上的不平等地位，并由此带动了西方其他国家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美、英在抗战期间能有此举，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持久抗战及其辉煌战果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美、中英以及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平等新约的签订是战时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而这些平等新约的签订反过来又进一步促成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平等新约的签订已成为近代史上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的最主要的标志。当然，平等新约的意义主要还是体现在法理上，在法理与事实间还存在不协调与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在后面要论及此点。这里强调的是平等新约在法理上的平等意义，并且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三）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解决国际事务。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如何，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它参与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国一般有着比较强的参与能力，是因为它有着较强的影响力。抗战期间，随着中国作为抗战大国的威望和影响力的增长，它也开始着手参与解决一些国际事务。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调解印国大党与英印当局的矛盾，说服国大党参加反日联合战线，即“认为他以亚洲最大国的领袖地位，当可对印度国民大会同种人作有效的陈说”。（注：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351页。）虽然这一目的并未达到，但显示了中国作为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意识；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则植根于中国国际地位得以提高这样一个事实。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韩国独立。韩国在近代也一直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迫切要求获得独立。中国对此寄予同情和援助，1941年11月9日，中国外长宋子文对中外记者宣布：协助韩国在战后独立是中国的一项义务。（注：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938页。）蒋介石批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该方案对承认韩国独立，援助韩国光复军，械弹粮饷及军事费用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中国对韩政策对美国影响很大。1941年12月，罗斯福致函蒋介石说，中国是战后世界和平警察国之一，尤其在西太平洋享有更大的发言权。（注：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938页。）到开罗会议时，在中国方面提议下，韩国独立问题被列入会议议程。《开罗宣言》指出：“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2页。）宣言精神在战后得以实现。中国作为一个战时大国为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开罗会议上，中国方面还对其他重要国际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中国作为战时大国参与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 （四）与美、英首脑同桌议事。战时大国地位往往是通过其首脑地位表现出来的。蒋介石作为战时中国的首脑，曾取得与美、英首脑同桌议事的资格，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确有提高。这次会议是罗斯福提议丘吉尔和蒋介石召开的。会上，罗斯福与蒋介石就中国国际地位、中国领土、日本对华赔偿、对日军事占领等十大问题交换了看法，如前所述，在不少地方罗斯福表示赞成蒋介石的意见。《开罗宣言》主要就是根据罗、蒋会谈的精神拟定的。美国学者菲斯认为，通过《开罗宣言》，“中国将重新获得它广阔富饶的领土，这就能够使它强大起来，作为占支配地位的东方大国而行事”。（注：〔美〕菲斯著：《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因此可以说，开罗会议是一次历史性会晤。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对远东和中国问题的公正解决，而且也由于它是中国方面得以参加的盟国最高级会议，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会议。回顾近代史，从晚清政府到北京政府，甚至于抗战前的南京政府，从未有过中国首脑能够与西方列强头头同桌议事的，一般都是由外交使臣与会，往往还受到歧视以至凌辱。伟大的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首脑才获得这样的机遇。当然，这种机遇在战时也只有一次，而实际上盟国还有不少涉及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会议并没有邀请中国首脑甚至是中国一般代表参加，这正说明战时中国国际地位中存在的问题，即它还不是一个真正具有雄厚实力基础的国际地位，带有某种虚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