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向“孔家店”发起激烈攻击后不久，又转向对传统持相对肯定态度的整理国故，当时在新派内部就未形成充分的共识（注：关于新派对整理国故缺乏共识，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本文是接续该文的系列论文，对相关既存研究的简述，参见该文第一部分，此不赘。）。从1923年起，新派内部就整理国故问题展开了一场整合观念的论争（详另文），有意思的是本来与整理国故相对疏远的文学界新人物也对此发生了较强的兴趣，参与到这一论争之中。尤其是文学研究会所掌握的《小说月报》专门刊发了一组旨在为整理国故正名的文章，但到1929年，该刊又发表一组完全站在对立一面主张推翻国学的文章。本文即尝试论述文学研究会这两次对整理国故截然相反的主张，因这些面相过去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故偏重于叙述；复因时人用语有其时代风格和个人特性，凡转成第三者叙述可能走样（因而有可能造成无意识的“曲解”）时，皆尽可能让当事人自己说话，故引用时人言论相对较详。 一 引言：杂志的兴起 五四后的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杂志的兴起。熊十力观察到，“今日优秀之才，多从事于杂志；以东鳞西爪之学说鼓舞青年，对于精深之学术，不能澄思渺虑，为有系统之研究。默观今日各校学生，每日除照例上课外，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此举大数言，不能说无例外）。长此不改，将永远有绝学之忧”（注：熊子真致蔡元培，1920年春，《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828页。）。这也是前有渊源的，邓实在1903年论述《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时提出，以学术思想养成国人之政治思想是“今日之急务”，其途径则“养之于新闻杂志”（注：邓实：《论政治思想（《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光绪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94页。）。既然“杂志”的功用和目的都落实在“政治思想”之上，则不论其怎样借助于“学术思想”，终与学术本身有相当的距离。王国维便指出：“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94页。按最后的“不但”二字与上文不洽，或当为“不过”，或“不”字衍而当仅留“但”字。） 且当时办杂志和读杂志者渐有形成一个社群的趋势，不甚注意杂志之外的读物。抗父（樊少泉？）注意到，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义理之学，与书画诸技术，即群众普通旧学之程度，在今日诚为衰颓。然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特专门之事、少数个人之业，世人鲜有知之者，而阅杂志之少壮诸君则知之尤鲜。”抗父所谓的中国旧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古器物古书籍的发现及与此相关的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中心”的新式研究，同时也包括“由固有之学派发生”的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柯劭忞的《新元史》、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前此二十年中未见的“大著述”。他的结论是“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注：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19卷3号（1922年2月10日），33、38页。）。 则当时一方面是人人读杂志，另一方面是中国旧学与“社会”的疏离，那些“由固有之学派发生”的专门著述尤其不为“阅杂志之少壮诸君”所注意，整个社会似乎呈现一种分解疏离的状态。这里“专门”与“普通”的对应关系最可见时代的变迁，抗父所举的多数新旧学者，在政教密切关联的传统社会，应该都是可以获得广泛承认的人物；但在四民社会解体之后（注：关于四民社会的解体及其影响，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的相关内容。），其著述便成为“专门旧学”，逐渐疏离于“群众”，因而也难得社会的“公认”。 身处国学范围之外的张彭春（时任清华学堂教务主任）那时便发现，“中国所谓‘学’的都偏于史，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现在公认的学问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注：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3年8月12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微缩胶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梁启超和胡适取代抗父所提到的诸位成为当时“公认的学问家”，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表征；他们的主要读者听众恐怕即是“阅杂志之少壮诸君”，且有可能正是这些人的拥戴造成了梁、胡的被“公认”，而其被“公认”也提示着“学术”及学术的社会评估正由个人长期积累的著述方式转向相对频繁快捷的“杂志”文字的发表（注：梁启超与胡适1921年春的通信可为此一转变的注脚，梁去信说：“学问之道，愈研究则愈感不足；必欲为踌躇满志之著作乃以问世，必终其身不能成一书而已。有所见则贡诸社会，自能引起讨论；不论所见当否，而于世于己皆有益。故吾亦盼公之《（墨辩）新诂》，作速写定；不必以名山之业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胡答复说：我的稿本“先生劝我早日整理出版，这话极是。我常说，我们著书作事，但求‘空前’，不妄想‘绝后’。但近年颇中清代学者的毒，每得一题，不敢轻易下笔。将来当力改之，要以不十分对不住读者的期望为标准。”《胡适文存二集》卷1，亚东图书馆，1924年，252、253页。胡适提到的清代学者与时人的区别正体现了治学取向的时代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