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世界屋脊之上，西藏的社会历史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一伟大转变，是在具有三十年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理论家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党中央、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并以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使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人民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怀抱，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华文明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又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伟大的革命实践，也是我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西藏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发展丰富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研究总结这一伟大实践，对于继续同国内外分裂势力作斗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藏的社会安定和发展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决策的时机抉择 （一）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题中之义”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然而，自西方列强把侵略魔爪伸入西藏以后，国内外敌对势力一再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西藏人民一直生活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既定任务，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 早在1949年9月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相继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朱德总司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三项庄严保证中，第一条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此时，在全国战场上，伴随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的胜利，南京、广州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龟缩于秦岭以南的云、贵，川、康四省。到11月，西南四省又宣告解放，国民党政权只好迁往台北，全国只剩下西藏、台湾和港、澳地区尚未解放，是不失时机地力争和平解放西藏，还是乘胜追击，先集中兵力解决台湾问题；抑或东西同时并举，成为等待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的首要问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和金门渡海作战的失利，使解放西藏被优先提到议事日程，成为现实的首要问题 1949年下半年后，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面前的有解放台湾、西藏和香港、澳门地区四大任务。比较而言，最有现实可能性和迫切性的是解放西藏。这是因为，首先，港、澳地区虽小，但情况特殊，系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奴役中国形成的历史问题，牵涉到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英、葡等老牌殖民国家，还必然涉及国际问题。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于刚刚建立、尚未完成大陆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言，时机还不成熟，条件远未具备。其次，解放台湾与西藏，都应是解放战争应有的题中之义。但台湾孤悬大洋之中，远离大陆本土，有风浪难测的海洋阻隔。国民党早就对台湾有所经营，且将其残余的主力部队撤到台湾作了精心布防。在美国支持和新式装备之下，还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和先进的海空力量。人民解放军虽日益强大，但缺乏远距离渡海作战的经验。金门虽小且离大陆仅一箭之隔，但我军投入三个团的兵力乘胜进攻，却以大多数官兵壮烈牺牲而作为结局。这一惨痛教训说明，我军对渡海登陆作战的装备、特点、困难认识不足，对敌情海情缺乏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不具备必胜的把握。此外，攻台还势必引发把台湾视为东方不沉的航空母舰的美国的干涉，美军在其后入侵朝鲜时，派兵进占台湾、派第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便是明证。 西藏与台湾相比，没有大洋阻隔，藏军无论就数量、装备还是作战能力，均大大弱于国民党军队，甚至无法相比。西藏的交通虽然困难，但比起渡海登陆作战也容易的多，因为解放军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广大爱国藏胞一直盼望着解放。进军西藏的主要困难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和宗教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初，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解放西藏的事情比较好办，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鲁莽。但是，随着战争的迅速进展和西藏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西藏的亲帝分裂势力在国内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金门作战又严重失利之后，高瞻远瞩并善于捕捉时机的毛主席于同年底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次断。 （三）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华反共势力支持下日益加剧的分裂活动，使解放西藏成为“宜早不宜迟”的首要任务 1949年，是国内外分裂西藏势力加紧分裂活动的一年。伴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迅速胜利，美、英帝国主义加紧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步伐，西藏被分裂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日益加大。首先，英印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亲自出马，捏造共产党人在拉萨搞秘密活动的谣言，唆使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集团，于7月8日以“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是“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为借口，封闭了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等所有机构，驱逐所有工作人员及其他许多汉人，妄图以此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把西藏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反共基地。 其二，在黎吉生“不能坐喊‘西藏独立’，应当向联合国致信呼吁”的唆使之下，达扎指使噶厦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然后又由黎吉生亲自修改审定，派遣嘉洛顿珠和夏格巴跑到联合国进行呼吁，请求支持，妄图通过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干涉之手，把“西藏问题”国际化，阻止西藏的解放。 其三，早在1949年上半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官员培坎就提出，由美国派出代表赴拉萨活动，与西藏亲帝势力建立联系，以阻止共产党人接管西藏的可能。6月16日，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国驻印大使，美英正在讨论“鼓励西藏抵抗共产党人控制”的好办法。8月，美国第一次派出汤姆斯父子赴藏活动，他们向杜鲁门总统汇报了西藏向美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的要求。“七·八事件”之后，美国外交官员在印度新德里公然接见了噶伦索康，对西藏亲帝分裂势力表示同情和支持，以致索康当时认为“美国是‘西藏独立’唯一的希望”。而刚获独立不久的印度政府，为了保持和继承原英国在藏的各种特权，在“七·八事件”之后，也立即宣布延长黎吉生的任期，以便使其能继续支持藏独分裂活动，继续为藏独分子出谋划策。基于上述原因，毛主席及时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英明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