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1)03-0012-06 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一天起，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极其艰苦卓绝的执著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正当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年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造了中国改革先农村后城市的伟大壮举，领导中国人民干四化、奔小康，过了上富裕生活；就在中国人民满怀信心，迎接新世纪之时，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命题，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党的历史，深刻总结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成功经验，这对于我们党领导我国亿万人民在新世纪征途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 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实践，找到了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事求是，是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之前提和基础，也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敢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破原有革命的“模式”，彻底地抛弃从国外搬来的“城市中心论”，从而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是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开始的。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农民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运动不赶快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P34-35)毛泽东曾在湖南作了为期32天的调查，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农民运动予以高度评价，他针对一些人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的说法，大声疾呼农民运动“好得很”。毛泽东之所以能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立即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山区，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正是基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同武装斗争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社会调查，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总结了一年多来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先后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篇章，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作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作了科学的剖析，指出这是一种奇事，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之所以在中国出现这一种奇事，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2](P49)。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广大的乡村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这是中国封建割据的经济基础，我们共产党人也可借此加以改造为“工农武装割据”；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造成了以不同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是经常不断的。而“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2](P50)；这种特殊的原因，构成了中国国情的又一明显特点，毛泽东后来把它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即：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基于这个特点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1月，毛泽东率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1月，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篇章，进一步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左右中国革命的局势、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力量。这就为把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放在农村，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客观依据。可见，这时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基本认识清楚了，从而提出了在农村长期建立根据地，开展深入的土地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不囿于无产阶级革命从城市开始去夺取政权这种模式，彻底抛弃了从国外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及时地总结了全党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一条适合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实践中的新结论，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二、邓小平：农村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的第二次飞跃，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经常讲的一句话，改革是中国的出路，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改革如何进行，从何处入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致力于彻底废除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业生产力，领导亿万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获得了大批生产资料，劳动热情大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达到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48.4%，主要农产品产量都超过旧中国的最高历史水平。可是，由于我们后来犯了急性病的错误，从1958年起，我们搞了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原理，否定商品经济，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局面，结果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粮食产量降到1951年的水平，并连续三年大减产，全国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局面。经过1962年以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农村重新出现生机，到1966年，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但是，十年浩劫给中国农业带来了新的灾难。林彪、“四人帮”批判“三自一包”，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关闭农贸市场，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次低落，农业生产出现新的徘徊，农村经济迅速萎缩。到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大体上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