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9月22日至24日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对近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水平的一次检阅。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34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等12个国家和地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17篇，内容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对外关系、文化教育等。现对会议情况撮要综述如下。 一 民国人物研究向理性化、个性化发展 人物研究历来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此次会议以人物研究为主的论文有近30篇，其中焦点在孙中山（9篇）与蒋介石（6篇）。 有关孙中山研究，突现出特色和新意。林家有在《孙中山与“人学”》一文中提出，孙中山研究必须改变以往仅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角度来进行的传统方法，转化研究视角和思维，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孙中山“人学”思想就是作者开辟研究新领域的尝试。作者从孙中山论述人与启蒙、人与自然、人与教育的三方面关系展开论述，建立了孙中山“人学”思想的新架构。张磊的《试论孙中山的文化取向：未来国家与社会的趋势和模式》一文认为，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是孙中山文化取向的主导之一，但他又反对极端崇拜外国和全盘西化；孙中山文化取向另一主导是对封建儒学采取离异立场。文章反对将孙中山思想纳入儒学轨道，强调他是反儒教的斗士，认为孙中山提倡“恢复国粹”并不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任桐的《西方政治文化与中国儒家传统的交合——试析孙中山的训政理论》一文则认定孙中山思想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他指出：训政理论是西方民权思想和内圣外王传统的交合；权能区分论是西方代议制度同举贤任能传统的交合；以党治国论是西方政党学说与天下一统传统的交合。朱宝琴在《孙中山晚年的农民问题思想简论》一文中，论述了孙中山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认为孙中山晚年把“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即“平均地权”）的中心口号提出，反映出其民生主义思想提升到新高度，更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孙中山晚年在农民问题思想上存在两个缺陷：其一，没有把地主阶级视为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愿将“耕者有其田”目标与农民革命联系起来；其二，未能充分认识农民的力量，不相信他们是涤荡农村封建所有制的主力军。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不是共产主义者，要想让他认同土地革命，实在是强人所难。韩国学者李昇辉在《孙文为什么主张国民会议》一文中指出，孙中山提出国民会议主张与中共提出的国民会议并无关联，中共提出国民会议是牵制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而孙中山是接受鲍罗廷的建议，目的是要牵制段祺瑞临时执政的权力，是其试图掌握北京政权的最后一个方案。 蒋介石研究在会议上亦备受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研究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民国史研究的新发展。台湾学者陈三井的《蒋介石眼中的民国人物——以〈蒋总统事略稿〉为中心之讨论》，在资料与研究方法上均有新意，论文以“大溪档案”中据蒋日记编修的《蒋总统事略稿》为基本资料，把蒋介石对同时期人物的评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如“亦师亦友，肝胆相照”的孙中山等，“革命同志，渐行渐远”的陈炯明等，“豪门国戚，矛盾丛生”的孔祥熙等，不仅有益于研究这些人物，更可窥视蒋氏的内心世界与其人际关系。蒋介石是否一直反共，其反共理念是何时确立的，张宪文的《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一文，将“大溪档案”与前苏联的解密档案进行了对比研究。该文认为，蒋介石20年代初对共产主义与俄国式社会革命有好感，访苏归来后思想发生变化，1926年“开始逐步地走向反共道路”。蒋最终坚决反共，“有着极为复杂的各种因素”。杨天石的《蒋介石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文，则试图厘清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涉及民国人物的会议论文还有台湾学者刘维开的《李宗仁〈谈话记录〉的提出与影响》、韩国学者尹惠英的《鲁迅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时期鲁迅在北京的活动》、韩国学者姜明喜的《张东荪的民主主义观》、徐梁伯的《林森略论——兼及民国人物评价》、台湾学者张力的《陈绍宽与民国海军》、杨斌的《抗战初期杨杰赴法寻求军援活动述评》、韩国学者车雄焕的《丁文江的抗日问题认识》、高华的《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岳谦厚的《十字路口的顾维钧：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一个考察》、意大利学者萨马拉尼(G.Samarani)的《中国与欧洲：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何友良的《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论略》、台湾学者周惠民的《法肯豪森与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1934-1938)》、邢建榕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故事——以上海档案馆馆藏的W.H.端纳的档案为例》等。上述论文涉及的人物无论所从事的职业，还是在民国史上的地位都有较大的差异，说明民国人物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但相对而言，仍是关注政治、军事类人物的居多数。从研究民国人物论文的着力点看，以往常见的“翻案”性文章与对人物生平综述性的文章越来越少，大部分选题都基于新的史料或角度，从研究对象有代表性的方面或时段切入，表明了人物研究从脸谱化向理性化的发展，反映出民国史研究质的跨越。 在人物研究方面，会议还显示出两点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与个体人物相比，民国时期特定的社会群体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岳谦厚通过对顾维钧一生的考察，展示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群体在集权体制下逆来顺受的无奈心境，这种弱点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能是一种折衷的调和主义者；二是有研究者提出民国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徐梁伯反思了以政治意识形态评价历史人物的弊端，进而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应考虑的三个方面：是否有益于民族国家最高利益，是否有益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个人的思想、情操、道德风范。不过，该文提出的标准仍较模糊，如对什么是“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论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人物评判角度和尺度的偏差使结论可能截然相反。由于人文研究的多元性，人物评价的标准似乎难以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