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1)02-0085-07 《毛通向权力的道路：革命著作1912-1949》是计划翻译的10卷本1949年之前毛泽东著作的前5卷。[1]剩余的部分有望在最近2至3年内出版。如果考虑到中国档案管理人员在公开敏感材料方面的谨慎和迟疑，我们对于任何编辑这类著作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并不感到惊奇，但是，能够搜集到毛泽东青年时代所作的学校笔记与批注甚至目前尚未出版的1936年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记录则是一件相当大的成绩。 竹内实搜集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是本书最重要的来源，[2]第一卷除外，因为它是以1991年在湖南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为基础。但是，本书广泛、仔细地搜集了新增加文件并对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除了其它仍然保存在档案馆的文件之外，《毛通向权力的道路》是各种语言中对1949年之前毛泽东著作搜集最为全面的一部著作。这种学术上的努力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无论翻译、编辑，还是学者、支持者和赞助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为自己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因为至少对于未来一代而言，任何对20世纪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将感谢他们的劳动。 本书的翻译非常仔细，总体而言与其它版本相比有所提高。但是，他们缺乏中文翻译的天才。北京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非常值得称赞，因为他们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翻译，并且采用不同的结构和措辞使原来的观点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中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中国政府就着手把它翻译成英文，而《毛通向权力的道路》将成为英文中1949年之前毛泽东著作的中心来源。本书的注解非常精当，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件天赐之物。原文注释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机构、地方和事件都被收录并且在第一次出现时就在注释中进行了解释。 这部著作有一个总的简短序言并且对每一卷所包括的时期都有一个详细的序言。本书的序言共358页，它本身就是一篇关于毛泽东思想和经历的重要论文。这些序言一个比一个长，由最初的41页发展到最后的103页。作者在整个序言中的语气是冷静的、理性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直接理解毛泽东而不是了解关于毛泽东的事情。 我认真阅读了这部著作。我认为，理解毛泽东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从文化大革命的狭隘结局中理解毛泽东的言论和行为，应该理解毛泽东在每个阶段面临的不确定性，同时理解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断改变的主题。这些著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他所感知的环境的最佳证据，因为总体而言他试图推动环境沿着他认为是必须的、可行的和渴望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寻求认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而不是毛泽东的青年时期。对于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而言，1936年之前是一个特殊重要的阶段。首先，这些著作记述了他前半生的思想和经历。第二，毛泽东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内容和原则在1936年—1937年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毛泽东上升为党的领导人，这一变化要求他把个人的想法和观念形成正式的领导原则。这一构建和系统化的过程开始于1936年并且在1937年深化。在中国国内，它以“毛泽东思想”而闻名，在国外被简单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此时，毛泽东思想上非常活跃，他仿佛又回到了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那个阶段，但是，他激动的内容却完全不同。正如我们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信念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一新的任务却开始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阶段。 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关键性的著作和思想给予特别关注。当然，目的不是提倡一个对毛泽东的终极认识，而是吸引和鼓励其他的读者严肃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发展脉络。 一、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912-1920 自从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讲述了自己以往的人生经历后，第一卷中翻译的著作对于理解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毛泽东最为重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翻译著作都是新的。毛泽东在《新青年》和《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被翻译过。但是，毛泽东关于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大量批注仅仅被零星地引用过。阅读这部著作对当时的毛泽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对这本书所作的批注记录了在毛泽东和包尔生之间关于伦理的基本问题的心灵对话。毛泽东和包尔生之间最基本的相似之处是双方都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并且认为伦理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而不是一个使人左右为难的诡辩分析。包尔生提倡现代伦理的任务是启蒙个体关于责任的本性，并且他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实质上是一部关于在现代社会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个体的论说文。 1918年中国社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毛泽东希望从哲学中得到其它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在阅读包尔生时在一封信中所提出的那样：“因此，以我拙见，今天的世界中应该存在心胸开阔的人，他以哲学和伦理开始改革哲学，改革伦理，并且基本上改变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它仿佛是一面大旗，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又像一声惊雷，照亮了黑暗中的每个人；它完全不可抵御。”[1](P135)人们会轻易错误地理解这段话，认为它是一项为了宣传目的而运用哲学的计划，但是，事实上毛泽东所思考的重要的哲学问题仍没有被解决。他继续写到：“今天，……例如补桥、修路、对朋友忠诚、对邻居友爱、孝顺父母等行为无异于瞎子的行为。尽管就那些约束者和被约束者的心理而言，这些行为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是盲目的并且也不是以建立在宇宙最终的原则知识为基础。”[1](P135)毛泽东从哲学中想获得的东西与包尔生所提供的截然不同。毛泽东想为当时混乱的中国社会寻求一种有组织的确定。个人主义在毛泽东和包尔生两者之间产生了共鸣。但是，毛泽东对个人主义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对于包尔生而言，个体是一个明确的有自由意识的人，他必须被劝说约束自己，为他人考虑。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利他主义道德观念与个人利益、责任之间的分离。对于他而言，个体首先产生。他怀疑任何人能否定自己“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很多人用利他主义的借口去寻求他们个人利益。真理是美好的，谎言是令人不快的。寻求个人利益或许是一种心胸狭隘的表现，但是，它至少是真实的。将个人利益扩展到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扩展到有益于所有的生物，扩展到有益于整个宇宙，这是从一个小的真理发展到一个较大的真理。”[1](P201-202)毛泽东反对任何束缚个体的企图，把基督教、资本主义、君主政治和国家称为“世界的四大邪恶力量。”但是，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仍然模糊：“因此个体、社会和国家都是个体。宇宙也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因此，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群体，只有个体。”[1](P209)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到包尔生身上是一段短暂的时期。在一年之后的五四运动时期，个体进入到大众的普遍联合中并且最终进入到大众的巨大联合中，他们将联合呐喊来改变整个社会。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失败，毛泽东的注意力从革命劝说转移到组织革命。共产主义成为他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的信仰和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