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揭示了面向21世纪党的建设的纲领。它既是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党地位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提炼和精辟概括。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她就成为引导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中流砥柱。在党的历史上，许多优秀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代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前进方向作为毕生奋斗的职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正是由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种庄重职责的执著追求和坚持不懈体现出来的。他们不仅忠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开辟发展生产力的道路而勤奋努力，而且也孜孜不倦于中国的文化建设，力求用先进文化来指导中国社会。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党的历史上，有着“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称誉的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已为大家熟知并公认，而对他在引导中国先进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还缺乏研究。当我们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缅怀革命先烈的功绩，认真汲取李大钊努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对于深刻理解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一本脱颖而出的杂志《青年》揭开了“五四”时期文化变革的序幕，一场热闹非凡的思想启蒙运动由此掀起。举办这份杂志的同仁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宣传，在中国的文化战线上激起层层波澜。李大钊就是这批同仁中的一员大将。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以前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但“没有成为前期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人”，“李大钊的影响没有陈独秀那样显著”（注：李龙牧：《李大钊同志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0页。）。这样的评价现在看来不完全正确。 诚然，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李大钊确实还不能算这个圈子里的人。那时，李大钊尚在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留学。但是也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在此之前，李大钊与陈独秀已经相互熟悉。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的邀请，到日本帮助编辑《甲寅》杂志。恰在陈独秀到日本前后，李大钊也得到章士钊的赏识。章士钊写信约李见了面（注：据朱志敏考证，章士钊读到李大钊《风俗》一文后，评价说：“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并写信约李同他会面。（朱志敏著：《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该文发表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出刊时间为1914年8月10日。由此推断，李大钊与章士钊会面可能在7月，也可能在8月。）。唐宝林、林茂生编的《陈独秀年谱》称：7月，陈独秀“以文会友识李大钊、易白沙”（注：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说“以文会友”很含糊。李大钊与陈独秀这时究竟有没有会过面？无可靠史料，不得而知。但李与陈相互熟悉则是可以肯定的。陈独秀这次在日本逗留不到一年，1915年5月他就回国了。陈独秀协助编辑《甲寅》杂志后，1914年11月10日第1卷第4号上又发表了李大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国情》，内容为驳斥袁世凯的美籍顾问古德诺鼓吹中国国情不适合搞共和制度的论调。编者在此文末附一按语说：“按此篇著社已久，前期已满，为手民仓卒抽出，未及排人，深以为歉。然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且古氏之论，恶果甚深，正赖有人随时匡救。作者或不以出版之迟速为意也。”从此按语可推断：第一，此文肯定写于8月第3号出刊之前，是一篇久压之稿；第二，编辑对这篇文章特别重视，特加按语加以说明。刊发这篇久压之稿是否经陈独秀之手以及按语是否陈独秀所加现无从考证，但他此时正在《甲寅》工作，不可能不对这位积极撰稿人不加注意。给陈独秀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同一号发表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因其中流露的悲观情绪而引起争论。李大钊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对陈独秀文中的观点加以批评。文章发表于 1915年8月10日《甲寅》第1卷第8号。此时陈独秀已经回国，而且《甲寅》杂志也从日本移到上海出版，陈独秀仍任编辑事务。这样的笔墨之争当然加深了他对李大钊的印象。1916年李大钊曾两次到上海，是否与陈独秀有接触，史料没有反映。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1918年2月，李大钊进北大工作。在无确凿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判断南陈北李的接触交往当在北大共事期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问题还不在陈李的相识，也不在于他们之间的熟识程度。值得考虑的一点是，究竟怎么看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由陈独秀以及《新青年》一家造成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李大钊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就要全面地来看。事实上，李大钊自1916年6月回国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先是在《晨钟》报任编辑，虽然只干了不到两个月，但有志于新文化运动的志向已跃然纸上。李大钊在阐述《晨钟》报的使命时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注：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这里，推进新文化运动、开展思想启蒙的意思十分鲜明。他在短短的时间里，为《晨钟》报写了13篇文章，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抵排专制，反对偶像崇拜，号召青年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创造青春之中华。这些内容和主张，都是当时《新青年》杂志宣传的主题，李大钊的努力，与南方的陈独秀形成了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的格局。离开《晨钟》报以后，李大钊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先后在《宪法公言》、《甲寅》日刊等刊物上撰写文章，继续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其鲜明锐利的反封建观点亮相于思想界。尤其是多篇带有学理性的法制分析的论文，为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的旗帜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因为李大钊在北方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因此，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后，李大钊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成员。 综上所述，李大钊对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能与头号功臣的陈独秀比“之最”，但认为李大钊只是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参加者”，恐怕不恰当。我们以为，说李大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之一，是一点也不会过分的。 二、评判东西方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始终萦绕先进人士的脑际。为着找到问题的答案，好几代先进的中国人顶住传统守旧势力的巨大压力，将眼光转向了域外，试图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由此，外来的西方近代文明与本上的中国传统文明的磨擦碰撞就不可避免了。夷夏之辨、中西之争、新旧之战，闹个不停。不管是围绕引进坚船利炮、铁路电讯等物质器件发生的争执，还是围绕仿效议会、制宪、共和等政治制度和观念引发的斗争，其实都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明相矛盾、相对峙的反映。而这样的矛盾和对峙在“五四”前后便进一步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接二连三地掀起就是这个文化冲突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