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潜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注：《礼记·礼运篇》。），作为理想社会的学术追求，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了数千年。然而，自公元前21世纪，夏禹建立起第一个以世袭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制度，至上个世纪初叶，整整经历了四十个世纪，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家天下”的牵制之下。即使从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起，到宣统逊位，民国肇兴，父子相传，一家一姓占有国家、君临天下的社会格局，也有两千余年了。其间虽屡有王朝之兴替，也只不过是易姓革命，无非曹家取代了刘家，赵家承袭了郭家，爱新觉罗氏的八旗子弟抢占了朱明的江山，数千年来，无改于“天下为家”的性质。“天下为公”只是学者们心灵上的憧憬和私心的祈祷，是政治家诱使百姓的口号或工具，以及有识果敢之士为之献身的奋斗目标。换句话说，“天下为公”从来就是载诸竹帛的可望之梅，而非利益均享的可食之果。孙希旦集解曰：“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此说固然狭隘，但事实上恐怕也是其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哪朝哪代，即使那些被誉为爱民如子、号称开明君主的天子，以及不甘屈辱、挺身反抗专制压迫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有哪一位愿意身体力行这最低限度的原则？开明的君主充其量不过是个开明的家长，可以容忍贪污腐化，可以容忍少廉寡耻，可以容忍盗杀奸淫，但反抗家天下者则被视为十恶不赦之首，必置之死地而后安；农民起义领袖虽以推翻家天下为己任，也只是想要“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即使推翻了一家统治之皇室，代之而起的不过是另一家君临之天下。于是，相沿成习，家天下反而成为万古不易的真理积淀在社会心理的深层。忠其主即忠其国，背某家即背国家，这一荒谬的逻辑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素称汉苏武节，只因其对刘家的矢志忠诚；然而，李陵虽为汉室浴血沙场，却因环境所迫，情非得已，未能马革裹尸，而与我们的“兄弟民族”联手，却被打入另册而永世不得翻身；司马迁仅仅由于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便遭汉武残酷的腐刑，皆无非被怀疑对刘氏的不忠。清虽被奉为正统，钱谦益仍难辞晚节不终之咎，因其最终还是背叛了朱明王朝；至于晚明悍将、清初新贵吴三桂，不仅由于其一改大半生为朱家尽忠守节的宿愿，而负卖主求荣、引狼入室之千古骂名，而且因其置三十年藩王地位于不顾，对爱新觉罗氏降而复叛，以图一逞，又担上了个反复无常、乱臣贼子的永世罪责。所谓“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谢四新诗），可以看出，“家天下”早已成为国人固定的思维模式，只要背离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一家一姓的要求，连青史也难宽宥，而只有遗臭万年了。基于如此“家天下”的观念、判断是非的标准和价值取向，显然不是民族的兴亡，更不是人民的利害，而是一家一姓之得失、荣辱。民族、人民，乃至国家，实际上成了一家的奴仆，成了一姓实现其掠夺、尊崇，乃至家天下的工具。天下为公，公又何在呢？ 家天下的事实，与公天下的学术思想的矛盾，实际上是社会与文化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数千年来一直被以武器的批判，即暴力作后盾的政治体制挤压在社会最封闭的角落。先识睿智之士尽管没有放弃“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学术上的寄托，常以为公的思想号召天下，所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从道不从君”（注：《孟子》、《荀子》。），但是，在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横暴不可理喻的暴力面前，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学术，毕竟因其柔弱而不断地遭到武器的批判的扭曲，天下为公的口号仅仅是论证家天下合理性，或者为家天下粉饰太平的工具。“公道”也就被迫化之而为“私道”、“家道”。“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注：章太炎：《太炎文录》卷二《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先生的这句话，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冲突可以说一语中的。自下所倡之学术，受自上所成之扭曲，求真、为公之学，一变而为天下人尽入皇室悫中的干禄致用之术；学之者自然将天下为公的根本置诸脑后，仅取其皮毛，以应付科举致仕、官场奔竞之需要。而“一”和“统”原本在天下为公的社会格局中能充分展示它的价值合理性，而在家天下的封闭王朝里，显然变成奴役百姓、压抑人性的精神枷锁。重民、保民，或者说“为公”，只不过是藉以稳固家邦的手段。于是，学者们有意或者无意，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把天下太平的理想寄希望于家天下的主人的身上——既强调一家一姓君临天下的“大一统”，推尊以家治国，所谓“乱莫大于无天子”（注：《吕氏春秋·有始览·观世》。）、“天下必须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注：《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同时又向家天下之主进言：“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注：《尚书·梓材》。）。即使如道家，虽主张“绝圣弃智”，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法令滋彰，盗贼愈多”为其基本社会观念，认为“治乱之率（也），北面之过（也），南面之贼（也）”（注：《庄子·在宥》。），表现了对君权深恶痛绝，但也不能不屈从于家天下的已成之局，而承认“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不过要求“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注：《庄子·在宥》。）。也就是说，既然不能天下为公，也只有将天下托付给可以珍惜生命的“家长”了。家天下的思维模式就是如此浇铸起来的。家天下的社会体制也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才有被认同为合理性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