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2-0122-06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和当代中国史研究成果被大量地译介到国内，不仅为一般读者提供了有益于我们民族自我认识的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而且在学科建设方面也给中国学者以刺激和借鉴，逐步形成了中外学术对话的互动局面。由于邻近的地缘关系和独特的文化史渊源，日本有着深厚的汉学传统，而其现代中国研究在地区意识和全球化的世界史背景下更是师承兴盛并富创新锐气。从80年代到9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崩溃和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使研究现代中国的日本学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意识，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新的学术范式(paradigm)以求更加有效地阐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就中国的未来提出了慎重的预测。显然，对于我们身感低水平重复和理论思维迟滞等积弊之困的本土学者来说，了解日本中国研究的重大进展有着毋庸讳言的意义。 一 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基于这种对重大世界史事件的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以及革命论，成为国际汉学界对现代中国历史的主导性阐释模式。相应地，许多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者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思想为中心展开工作，这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或革命史范式。然而，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且提出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目标，这给日本的中国研究以极大的冲击。1975年4月，日本著名学者卫藤沈吉作为政府派遣的学术文化使节团的一员，在中国曾当面听到仰慕已久的中国思想家冯友兰作“自我批判”。他极为痛苦地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把这位老先生拖到这种场合？为什么人们竟然对这种政治力量一味地阿谀迎合？他还惊诧地注意到，一切价值判断在“四人帮”倒台后突然被完全翻转过来了；但他怀疑这种改变的可靠性，进而考虑尝试对这种变化作出立于政治狂涛之外的冷静、透彻地分析，并且相信中国政治结构的实态正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而通过政治结构分析则可能掌握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线索。基于这种思想，1979年4月，卫藤沈吉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政府机关的学者组织了研究中国政治结构的课题组，当时的中坚学者毛里和子和新锐学者天儿慧也加入其间。1982年2月，10名学者的论文由卫藤沈吉主编出版题为《现代中国政治的结构》一书，内容是：中国政治的波动节律（卫藤沈吉），现代中国30年的政治过程（中岛岭雄），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冈部达味），“四个现代化”路线的政治构图（德田教之），军队的现代化与军政关系研究序说（安藤正士），中国政治中的干部问题（毛里和子），政治转换时期的大众动向（天儿慧），“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的后退及因果关系（高木诚一郎），中国的台湾问题（中川昌郎），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概观（森山昭郎）。[1]这部论文集可以说是日本研究中国政治结构的开拓性、集大成之作。 如果说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转折刺激了日本学者反思从思想、政策转换层面来阐释中国历史进程的问题意识，进而把研究引向深层次的历史、政治结构领域；[2]那么进入90年代，在充分见证了世界格局变迁和中国的政治波动、经济发展之后，日本学者已经在如何评价中国的20年改革开放以及怎样认识作为大国的中国等新的问题意识的酝酿中，达致了以“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来研究现代中国这种范式转换的自觉。1995年，著名学者石川忠雄在《东亚》杂志9月号上发表题为《如何研究中国》的文章，提出了“中国将来究竟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的问题。1996年，山田辰雄在《东亚》杂志2月号上撰文反思日本学术界90年代初评价和估计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指出：当时发生那种认为中国政权将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或者经济将发生严重倒退的错误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学者中还存在着“单线现代化论”思想，即把冷战后世界的潮流都想定在实现人权、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方向上，而忽视了中国自身内在的历史连续性。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近70名研究中国的学者围绕“中国是否发生以及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动”的主题展开为期3年的共同研究，自2000年初，由毛里和子、天儿慧等7人分别主编、汇集各专业方向研究论文的《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全8卷）丛书逐卷问世。在卷首语中，毛里和子特别强调了对所谓“中国超级大国论”、“中国威胁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动”的视角予以回应的思路。而她主编的第一卷《重估作为大国的中国》由各卷主编的论文组成，可以说是整个丛书的提纲挈领之作。也就是在这一卷中，毛里和子明确提出了以考察“结构变动”来探求中国研究的新范式的学术方向。该卷的构成是：关于中国的结构变动和体制转型（毛里和子），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变迁（天儿慧），国家与社会的“共栖”（菱田雅晴），中国经济——三个转变（中兼和津次），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小岛丽逸），从历史看现代中国的政治空间（西村成雄），东南亚华人世界与中国（田中恭子），中国向何处去——现代化的三个课题（毛里和子）。为了便于把握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本文着重介绍毛里和子、天儿慧与菱田雅晴的研究。 二 在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时期，日本学术界有一种从中国现代史向革命史、中共党史以至毛泽东思想史归约的绝对化倾向，而中国内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使这种倾向受到顿挫，那些有着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专业背景的学者便以此为契机，摸索从“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新路径。所以，毛里和子在《重估作为大国的中国》中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改革开放”，而且虽然列举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融入国际社会和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进步等等，但其视点集中在20年间是否发生了“结构变动”的考察上。在她的研究中，“结构变动”被划分为“第一次结构变动”和“第二次结构变动”。第一次结构变动是指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二元结构开始向生成了“中间性状态”的三元结构的过渡，即中央·地方向中央·地方·基层的过渡，国家·社会向国家·半国家／半社会·地区社会的过渡，城市·农村向城市·半城市／半农村·农村的过渡，以及计划·市场向计划·半计划／半市场·市场的过渡。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论，从1994年正式开始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和村民自治使基层社会从中央和省级权力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某种有条件的自主；而在县、乡层次，过去是中央集中型动员体制，现在则出现了分权性质的“压力型体制”；可以说，党政军一体的中央、压力型的中间层和自主化过程中的基层这种“三层化”开始出现了。以城乡关系而论，80年代开始的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民工潮”造成了城乡中间性状态的新空间。第二次结构变动则是包含着与“体制转型”相关契机的变动，具体指：(1)某领域发生的“突破性”变动，如经济领域国营企业的民营化，社会领域中自发性利益集团的出现等；(2)某领域变动的制度化，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人事权、财政权、资源利用权的法律制度性划定；(3)某领域的变动对其他领域的波及，这可以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多元分化、经济分权对政治的影响、国际性价值与国内人权状况、基层自治对高层次的影响等方面来考察。据毛里和子的分析，中国现在还处于第一次结构变动的过程当中，第二次结构变动的征兆已经可以得到一些观察，总之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而导致向第二次结构变动过渡的契机，是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成长神话”的冲击和一直迂回进行的改革进入核心部分即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失业下岗问题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等。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已经是从经济的20年进入“政治的季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