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中，20年代仍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学者对华盛顿会议的考察大多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关注大国，特别是美日在远东的争夺以及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条款的是非评价；对大革命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则受革命史学的影响侧重于揭露美国如何分化中国革命（注：参见陶文钊《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夕中美关系研究述评》，资中筠、陶文钊主编《驾起理解的新桥梁》，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66-71页。）。近年来虽有学者扩大视野，对大革命时期美国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别是美国决策内部的分歧和争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对华盛顿会议也进行了新的评价（注：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3章，重庆出版社，1993年；罗志田《北伐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和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但研究的视角仍没有超越经典意义上的中美双边外交关系，同时也没有把20年代的中美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本文试图变换角度，关注当时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国内政治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一视角至少可以发现：其一，华盛顿会议不仅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外国在华特权问题的决议案，实际上还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思想，有学者称之为“华盛顿方案”(Washington Foermula)，学界对此还缺乏充分的研究；其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国民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正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的不满和反抗成为大革命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三，中国国民革命不仅宣布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所谓华盛顿方案的破产，实际上也动摇了作为华盛顿体系重要构架的大国一致原则，为后来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国民革命对华盛顿体系的影响是中国通过自身的变化影响国际关系的显例。本文即试图从以上三个方面对20年代的中美关系进行新的梳理。 一 解决中国问题的“华盛顿方案” 众所周知，中国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看来，中国问题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避免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导致在华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二是如何应对五四以来中国日益高涨的要求改变不平等地位的民族主义浪潮。自一战结束以后，这两个问题就日益突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设想，可以通过在远东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代替19世纪欧洲列强建立的旧秩序解决这些问题。在威尔逊看来，旧秩序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为手段，以谋求独占利益或势力范围为目的，以双边协定特别是秘密外交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形式，国际和平的维持有赖于各国力量的均势或曰平衡。这种旧秩序下的均势实际上极不稳定，极易酿成一战那样的世界战争。因此列强应放弃老一套外交手段，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保证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不是以各国势力的不稳定平衡为基础，而是建立在贸易自由、公开外交和集体安全基础上。就远东而言，这一秩序应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扩张，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共同分享中国的原料和市场，以及同时保证中国得到必不可少的资金和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其核心是在美国领导下，通过与日本及其他大国的合作，并且使这种合作国际化和制度化来维持远东的和平。威尔逊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新秩序“将防止大战的爆发，并将有利于贫弱国家（中国）的逐步发展”（注：〔美〕欧内斯特·梅和小詹姆斯·汤姆逊合编《美中关系史论》，齐文颍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77页。）。美国学者迈克尔·谢勒曾这样概括威尔逊新秩序的内容：“所有工业化国家以开放性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来代替战争和殖民掠夺，作为使‘门户开放’政策国际化的工具，国际联盟将保证工业化国家获得欠发达国家的原料和市场的权利。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成员国也要尊重各贫弱国家的有限的政治独立。”（注：〔美〕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徐泽荣译，三联书店，1985年，45页。） 美国希望中国稳定和获得发展是基于这样一种利益考虑的，即：同一战前的土耳其曾引起欧洲列强的垂涎一样，中国的贫弱和动荡对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具有诱惑性，为日本出兵中国攫取独占利益提供机会，是引起列强摩擦和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因此保证中国的稳定和有限度的繁荣是必要的。美国设想，中国在西方列强共同监护下，按照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并在西方共同援助下获得稳步的发展，最终加入国际社会。 因此在美国看来，这一秩序既不同于19世纪欧洲列强建立在赤裸裸殖民掠夺基础上的旧秩序，也不同于列宁宣布的通过革命手段彻底打破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激进道路，美国倡导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是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比较温和的国标自由主义秩序。这样一种建立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新秩序不仅可以避免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冒险，而且还可以使中国获得适度发展，满足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并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沿着自由主义的和非革命的方向发展，从而最终解决中国问题。 美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大体始于一战结束前夕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计划，经过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列强签订《四强协定》和《九国公约》最后完成。华盛顿会议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完成了这一新秩序的构建：其一，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中国政府承认华会制定的原则，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方案”（注：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Octagon Books,Inc.,1968),pp.12,151-152.）。 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九国公约》中。在该约中，各缔约国承诺不在中国谋求独占利益和特殊地位，并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同时《九国公约》初步拟定了大国协商的机制，规定，‘无论何时，遇有某种情形发生，缔约国中任何一国认为牵涉本条约规定之适用问题，而该项适用宜付诸讨论者，有关系之缔约各国应完全坦白，互相通知”（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3)，三联书店，1959年，220页。）。除这种协商机制外，美国贯彻其合作政策的主要工具是新国际银行团。银行团在1924年5月的一份对华贷款政策通告中宣布其政策为，“在中国的经济和财政事务中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并称其是“实施”华盛顿会议“尊重中国主权，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给予中国自由无碍之计划开发其经济资源及维持一有利巩固之政府”政策的“特定工具”（注：H.G.W.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1924(The Tientsin Press,Limited,1924),pp.809-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