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旧思想交替和社会转型时期，现实激发了人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爱国激情高涨，纷纷提出新思想来改造社会。思想政治动机转化成组织行动，他们为了提高影响力和号召力，便结合思想相同或相近者，组成社团。因此，在当时形成了社团繁荣的壮丽景观。 社团是有别于政党的一种群众性组织的通称。它是某些人为实现其共同的理想，或为共同的兴趣而组织的团体。不同社团的组织者所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为“社”，有的称为“团”，有的称为“学会”。无论其称呼如何，其性质都是社团，它所代表的是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社团活动的高潮当数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的最新研究，戊戌时期的学会凡68个，是“国人组织学会”的发端[1]。然而，戊戌学会与20年后的五四社团相比较，无论是其数量、遍布的范围，还是活跃程度，后者都远远超越了前者。仅数量而言，五四社团多达三四百个[2](P29)。而其所显示出来的整体特征，更是戊戌学会无法比拟的。 五四社团的整体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团的思想性鲜明，宗旨趋同。 五四社团是在封建思想文化专制被打破、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形势下诞生出来的。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思想相对自由，对于各种思想敢于追求，敢于信仰，敢于宣传。因此，当时绝大多数社团都宣称以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为信仰，以改造社会为旨趣。从当时各社团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看，大致有四种思想倾向：一是先后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团，如江西改造社、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二是以信仰和实践工读主义为中心的社团，如在各地出现的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这些社团把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工读主义”或“工学主义”，这是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三是以坚决实行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团，这类社团的数量冠居各类社团之首，分布的地域也最广。如在北京有实社、奋斗社、进化社、学汇社、互助社，广东新会有民钟社，南京有群社、民锋社，山西有平社，上海有道社、民众社，汉口有鸡鸣社等；四是以奉行和推广合作主义为目的的社团，如有上海平民学社、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合作联合会、平民协社，长沙有大同合作社，成都有普益协社等。上述四类社团对自己所信仰的思想一经确立后，都根据自身的理解加以阐释和宣传，甚至有的进行了实验。像工读互助团运动即是对工读主义的实践尝试，由于其思想基础是空想的，因此，空中楼阁也是绝不会建造起来的。虽然这四类社团的思想信仰明显不同，但他们的目的与宗旨是相同的，即实行社会变革，只不过是所走的道路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 在五四社团中，只有少数社团没有阐明自己的终极思想，这类社团分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笼统地宣称追求新思想新观念，对各种新思想兼容并蓄地吸收和宣传介绍，如浙江温州的永嘉新学会和杭州的浙江新潮社；第二种情况是，社团没有提出具体的思想信仰，但宗旨很明确，即从某方面着手进行社会改造。像陕西共进会提出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3](P321)；北京曙光社则“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3](P50)，它体现的是科学救国的精神；而北京高师的平民教育社试图用“平民教育”来奠定“共和国家的基础”[3](P19)，它折射出的是教育救国的光芒。尽管这些社团没有用某种主义或思想相标榜，但他们的具体主张也不失为一种新思想新观念。 思想鲜明，宗旨趋同的特征是戊戌学会所不具备的。 从总体上说，戊戌学会追求的不是思想信仰，而是时务。那时，西学刚刚东渐，人们热衷于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技艺等艺术和科技问题。因此，戊戌学会的性质基本上是介于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文化、学术与教育之间，有的纯粹以研究新学为目的[1]。学会所研究的学术或新学，包括有历代制度、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万国法律、万国政教理法、化学、物理、生物、地质、医药、测量、电器制造、水陆军学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时务。可以说，他们研究的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某一方面，而并非是很抽象的思想。 戊戌学会与五四社团的这种差别，主要由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思想氛围不同造成的。前者尚处于封建王朝的思想专制控制之下，人们只能采取治标的办法进行某些改革；而后者则处在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氛围中，各种新思想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指导行动的理论武器。因此，由他们所组织的社团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第二，社团成员的成分单一，队伍纯洁。 社团是由每一个成员构成的，成员是社团的生命和根本，而成员的成分构成直接影响着社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关系到社团的活动方向和发展前景。从这个层面说，五四社团很明显地不同于戊戌学会。 戊戌学会的会员成分很复杂。学会成员的主体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但组会者为了增强本学会的声势和影响，往往拉拢一些京城官僚或地方官绅参与学会中。诸如北京强学会，参加的官绅有二十余人，像袁世凯、徐世昌、沈曾植、文廷式等；上海强学会亦有张之洞及其属僚梁鼎芬等二十余人；湖南的南学会有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广西圣学会内列有按察使蔡希玢、士绅岑春煊等。官绅热衷于参加学会，其动机不尽相同。有的为沽名钓誉，摆出与民为伍的姿态，为自己树立形象，如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有的确实想为学会做点实事，为当时的维新运动推波助澜，如湖南之陈宝箴、黄遵宪等。官绅的参与直接影响到学会的发展前景，像上海强学会只因张之洞的不再支持而星散。戊戌学会的这种会员结构在五四社团的实体中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