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435(2001)01-0048-06 马克思有段著名论述：“黑格尔在某些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当历史以“新时期”这一政治术语为标志，掀开新轮回时，我们仿佛又站在五四的历史逻辑支点上：人道主义的吁求、科学与民主的呼喊、文化热、译介热、国学热、知识分子分化热……，一切都仿佛延续着五四的未竟之业。当90年代以一场巨大政治风波为背景反思过去时，直面我们的文学和文化，难以说清这是悲剧还是喜剧。90年代一位青年作家以尴尬和愤激的语调讽刺文坛现状： ……从某种程度上讲，1985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种被影响下的当代西方的汉语变种文字，1985年以后中国作家们的很多努力，在今天看来更多的应该算是在西方的大师的阴影下匍匐前进的现实，几乎每一个中国“走红”的“现代派”、“笑脸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的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而可悲的在于，这种纯模仿意义上的侏儒表演却得到了尤其是评论家的一派叫好。从而构成了“后现代”文学及其书面的文学史。 而这正是我们的处境，一种处于从属的被遮蔽的文化地位的反映，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确实没有。在影响之下，除了模仿与焦虑，我们可能真正地发出我们民族的大陆人民的心声吗？[2] 这自然不无偏激，然而偏激下面蕴含着多么令人刺目的无奈。其实何止1985年以后，纵观20世纪的文化和文学，我们不是一直被笼罩在西方这个强大的阴影下吗？新文化运动固然创建了一种迥异于古典的文化与文学系统，但却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文化保守主义者捍卫传统，力图以民族文学为渊源会通西学，又何尝不受西方文化强人的支配，甚至是一种反刺激反模仿。我们的20世纪文学与文化患了失语症。从这个意义看，五四仍然是我们最根本的历史逻辑支点，一切仍需从五四谈起。与五四历史境遇不同的是，“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淡化，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拥有了更多的知识资源与价值选择。学界进入90年代以来，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蔚然成风。显然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从知识归类和价值定位双重角度，对已逝时代的一种学理探求与历史批判，是对产生任何完全共时模式的诸种可能性历史因素进行叙事重构。文化保守主义自然成为高调理论。这既可喜又堪忧。 一、文化托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历史心态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开山泰斗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对王国维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怀抱知之甚深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云：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定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昔者也。[3] 陈寅恪不是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的积极参与者，而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旁观者。然而他的文化思想恰恰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旨归和价值追求。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认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4]这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最低纲领。是故当西学东渐、欧风美雨随坚船利炮狂袭而至之时，那批站在时代潮流前沿的保守的人文学者，以文化托命的历史心态，在预设重重挽颓救弊方案的同时，必不可免地会激起续命传统的历史责任感，用宋人张载的话来说，就是高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这也是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申述：“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附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5] 所以基于上文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分析和对其文化理想的充分估价，我对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作如下界定： 所谓五四时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指自近代以降迄及五四前后，在强烈的民族生存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精神自任的现代知识分子，力图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方文化，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文化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实出路的一种思想文化倾向。 在五四时代的文化思想论战中，具有实质性论争内容，能够左右当时思想文化状态，并影响至今者，不是那些拒绝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顽固守旧派和封建遗老遗少等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卫道士，而是掌握了基本的现代知识权力话语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文化主流派的论争，基本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场景，构成了五四文化思想系统最重要的对立互补两极。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文化主流派的首要分殊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强调：“中国则不然，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以中国文化传统，以西方文化代表现代。因此一个人是保守还是激进，并不在于他对现状的态度（因为人人都是否定现状的），而是取决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6]新文化主流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对抗，正是建基于对待传统文化不同态度之上的精神旨归和价值追求的对抗。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找不到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其诸种目标缺乏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联系。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既是表面的又是根本的内在同一性，亦即它的对象性：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即五四反传统主义。这也就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强调的：“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周作人的《复古与反动》中也强调，“新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据胡适之先生的解说，是评判的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此，新文化主流派的精神旨归和价值追求建基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文化反传统主义态度之上。五四前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大规模出现，正是针对新文化主流派激烈反传统态度的一种文化回应。在思想文化层面，文化保守主义者仍然强调中国文化在价值旨归上优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道德理性高于作为西方现代化先导的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仍然坚持认为必须用价值理性统御科学理性，以道德直觉支配逻辑认知，以传统文化理念作为新文化乃至人类未来文化思想的主导，因此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建构新文化的策略方面，他们面对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在物质上强大的事实，毫不迟疑地主张中华民族必须尽早实现现代化，见于现代化对传统价值的破坏，又强烈要求维护传统的精神文化。这就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基本的形而上思想：视西方文化和现代化为物质文化，视本民族传统文化为精神文化，并认为本民族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或者两者可以通过相互融合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