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1)02-0035-(05)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每个人都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与文化又是无法剥离的，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有史以来的历史沿革。它是任何一个政党在从事其文化发展事业时不可回避但同时又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至今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政策选择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曲折过程，回顾这一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认识与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土壤中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包括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联系的文化。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过去的农业文明的产物，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或人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管人们如何认识与把握它，它都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它和其他民族传统文化一样都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等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曾一度辉煌，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文化挑战并出现了危机，从此也就开始了人们如何认识它的论争。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20年代初产生到今天，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反复过程，从部分肯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基本否定最后到肯定的过程，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方针和原则也经历了一个有分析地批判到批判继承再到彻底批判最后到为我所用的变化过程。 一、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大体经历了肯定与否定相互渗透即有分析地批判最后到基本否定的变化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09页。）传统具有继承性，不能割断，传统文化就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来，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大多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传统文化进行有分析地批判。例如，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所言：“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李大钊批孔目的在于对现实进行批判，正如他本人所言：“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对于孔子学说的历史意义，孔学的精华，不仅加以肯定，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对孔子之道的现代价值则以真理的标准进行取舍，“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这种对儒学有分析地批判的态度在当时在以激进反传统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化运动中非常难能可贵。新文化运动中，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以“价值重估”的评判精神，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批判，如党的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者陈独秀，他认为孔教：“其根本的伦理道德，皆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而存之余地。”（注：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0页。）他在1924年2月《前锋》3号期刊上发表短文——《国学》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堆“粪秽”，把胡适、章士钊之辈辛辛苦苦研究墨子与名学视为“在粪秽中寻找香水”，把“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国故研究比作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言语不可谓不激烈，而这在当时启蒙运动中又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对待与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即使这样，陈独秀后来又指出“反孔非儒”，他所激烈批判的是被封建统治者或北洋军阀所用作工具的封建的伦理纲常，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与墨学等作了区分。毛泽东早期也曾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它占半壁的地位”，后来又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契其瑰宝”、“绝其淄磷”以达到“取精用宏”的目的。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最革命的进步力量，肩负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自然的，但由于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来不及系统地研究，更谈不上对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就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了，再加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干扰，这一阶段后期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把传统文化视为封建文化的代名词，对传统文化认识与处理上就带有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色彩，从而也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二、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57年春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基本上肯定，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方针。 任何民族的变化，都是历史的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恩格斯在阐述思想文化时指出，任何一种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在谈到对待人类历史上文化遗产时说，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它所取得的成果。列宁在批判对历史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注：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现实需要出发，在193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87页。）这是中共党人较早郑重提出要认真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只有给传统文化以一定历史地位才能谈得上如何对待它，这是对待传统文化所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的前提。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也指出了传统文化包括古代、近代两大部分。 1940年1月，毛泽东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传统文化认识与政策提出了经典性的表述，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作了详细规划。“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8页。）这段话实际上已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经典性表述。它进一步提出了认识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提高民族自信心；把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的划分——精华与糟粕两部分；对待传统文化的方针——批判地继承，这一方针或原则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长期以来的纷争，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在此文中，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一方面“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另一方面“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人民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