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9639（2001）01—0057—11 戴季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很重要、又很复杂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早年，他跟随孙中山左右，任秘书兼日语翻译，直至孙中山逝世，前后长达13年之久。他曾经有过一段“热心革命、正义与改革”（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76页。）的革命历史。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为反共先锋，辅助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统治大权，并在南京国民政府里任考试院院长等职务长达20年。对于戴季陶反共的一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但他坚持民族主义，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情况却鲜为人知，本文拟对此方面作一些探讨，希望有助于进一步全面了解戴季陶其人及思想。 一、青少年时期的民族思想 戴季陶生于1891年，此时正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采用了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多民族的旧中国内部也包含着民族问题。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奉行着民族压迫政策，因而它体现了双重压迫——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呈现为纵横交错的状况，外国侵略者与国内统治者互相矛盾又互相利用，因为外国侵略者总是力求以国内统治者作为实现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而国内统治者则依附外国统治者来维持现有秩序。所以，中国人民自近代起便展开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反抗清朝政府反动腐败统治的激烈斗争。戴季陶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成长的。 戴季陶尚在少年时期，民族主义的思想已开始萌发。他出生在四川，很小的时候，他便受到四川人民排洋仇教运动和反清斗争的影响。四川人民的排洋仇教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著名的。1863年，重庆人民首先掀起了反教斗争（即所谓第一次“重庆教案”）。1868年，酉阳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伤亡达千人以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酉阳教案”。其后斗争仍时起时伏。至1890年，便爆发了著名的余栋臣起义。余栋臣是四川大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年轻时气力过人，好打抱不平，人称“余蛮子”。在1890年8 月的一次灵官会上，因教会无理捕人，引起了群众公愤，他便率众起事。后来，他虽被官兵捉住，但起义群众却把他从监狱中救了出来，并趁势抓了一个法国教士。从此，起义更加扩大，不但屡次打败了清朝军队的围攻，而且一再击破了敌人诱降的诡计。起义军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川东南数十县乃至湖北边境也受到了它的影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至1899年初，起义军不幸被清朝军队击败，余栋臣也被生擒。余被捕后在成都就义。他就义之年，戴季陶已9岁。余栋臣事件深深地感动了他，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他仍记得余栋臣就义前，“乡民无论男女老少，头顶黄钱，背负冤状，手执线香，匍匐于省城门外，求赦余蛮子之死者，陆续不绝，盖无人不以此为爱国之士也。凡说评话唱金钱板者，均取为最好之题材，绘形绘影，赞德歌功。乡间儿童，试问其长大，将作何人，不曰余大爷，则曰蒋三哥（排教仇洋运动之首领）”（注：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 第545页。）。 反帝反清的民族英雄余栋臣和蒋三哥无疑成为了少年戴季陶的崇拜偶象。戴季陶11岁在成都东游预备学校求学时，接受了当时成都的新学领袖徐炯的民族主义启蒙。徐炯是东游预备学校的创办人，此校专为有志去日本留学的人提供学习方便，受业者常达数百人，戴季陶也随长兄拜徐为师。徐炯的民族思想对戴季陶影响很大。他曾回忆说，当年徐炯“大开讲筵之时，每随兄往听，是时先生大倡革命之论，常以嘉定扬州故事，为唤醒人民之资，余虽幼稚，然每闻先生之讲演，则热血沸起”（注：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 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544页。 ）。 徐炯所讲的扬州故事， 即1645年清军南下，明朝史可法坚守扬州，与全城军民进行抵抗，后城被攻破，清兵在城内大肆屠杀十日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宣扬反满思想的。当时，戴季陶喜读战史。有次，他读完一本关于非、美战史的书籍，十分激动，禁不住举笔题词，直抒情怀：“不闻从军劳且苦，但愿热血溅黄土。只手拨开奴隶云，双腕击起革命鼓。”（注：天仇：《天仇丛话》，《民权素笔记荟萃》，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 。）稍后，戴季陶在客籍学堂读书时，就与3位同学结为兄弟，誓倒满清。 正是当时的反帝反清的群众斗争和时代思潮，引发了少年戴季陶的民族主义思想，使他逐渐走上了寻求新学，立志救国救民的道路。 由于受到清末赴日留学风潮的影响，戴季陶在少年时期就立下了赴日留学寻求民族自救的门径的志向。他从11岁起，就开始在江南会馆的东游学校学习日文，同时又随东文学堂的日本教师学习。前后约花了两年时间，他就初步掌握了日语，并曾在川北中学为日籍教师担任翻译。后来，由于一件意外的事件，使得戴季陶提早走上了赴日留学的行程。事情是这样的：戴季陶在成都客籍学堂学习时，该学堂监督为奉承当年在川政界的权势者，将其子侄的学习名次排列在一些学习优异的学生之前。戴季陶不满学堂监督所为，于是在朔望祀孔的礼堂匾额上，写上“某某宗祠”四字，以示讽刺，从而引起一场学堂风波。他本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但事发之后，立即被客籍学堂开除出校。四川政府还通令全省各学校不得收录他入校。后来，他改名转入教会所办的华英学堂，仅3个月又被政府查知，逼令学校使其退学。年仅13岁的戴季陶， 两度被反动政府逼离学校，处于无地可容的困境，在14岁那年，只好提前启程赴日留学。 戴季陶在日本留学了4年多，据他回忆：“当时我们最大的希望， 我们最出劲干的，就是要想把欧洲的文化全部运输到中国来，改革我们的中国。”（注：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 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501页。）他很爱读书， 经常手不释卷，嗜书如命，在东京常跑图书馆。他又很聪明，看书很快，偶尔与同学竞赛看书，总是他先看完，还马上能加以评论。后来因为留学经费不足，戴季陶只好提前回国。此时，年仅18岁的戴季陶，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脑子装着不少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文化思想，决心为振兴中华民族做一番事业。 回国初期，戴季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他从日本归国后，初时投奔江苏巡抚满洲人瑞澄门下，在苏州的一所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官。此时他一度倾向立宪派的观点，曾认为与民主制相比较，君主立宪制是“四肢运动最完全之国体”。反映出此时他对清朝政府尚抱有一些幻想，希望通过温和的社会改革，使贫弱的中国由富而强。他这种妥协的态度与当时孙中山所倡导的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政府，力求避免为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的国家”的民族主义尚有很大的距离。也反映出戴季陶在青少年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不稳定的，不时会左右摇摆，表现出其政治上还比较幼稚的特点。 二、“天仇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想 “天仇时代”是戴季陶一生中最为激进的时代，此时期是从辛亥革命前夕起至五四运动后期（即20年代初期）。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等革命实践的磨炼，戴季陶的民族主义思想从幼稚逐渐变得比较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