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2—0044—07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初探索开始，历经“左联”文化运动者、新启蒙运动者等的推动和逐渐深化，到抗战初期时，这一思想体系最终得以基本形成。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时间确定在抗战初期，具体说确定为1940年年初，是学术界早已达成的共识。而关于这一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长期以来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一般都认定其标志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发表。但依笔者之见，仅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发表视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尚不完备，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通常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从整体上逻辑地、系统地建立起了关于该思想的基本框架；二是必须明确地、科学地回答了该思想所必须面对的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三是在具备了前两个条件之后，它还必须在时间上是最早的。除此之外，探讨“标志”问题还需要将该思想自身的形成特点和思想影响结合起来考虑，如它独特的形成方式和表述契机，它在当时和后来的思想认同情形等。具体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来说，其思想主体——中共党内的高层文化领导、进步文化界当时对此一思想的共识程度，应该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上述标准出发，我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应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王明的《论文化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文的共同发表，即便就思想表述本身的系统性、深入性要求而言，至少也决不能将张闻天的文章排除在“标志”之外。主要理由如下： 从内容上说，毛、张、王三文和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都比较明确并大体一致地阐发了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性质、基本原则或“框架”问题，同时在其他有关理论问题的具体论述方面又层次有别，侧重点不同，各有所长，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互相发明和补充之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体现了不同分工，从而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和建构其基本“框架”方面，上述诸文都一致认为它是反帝反封建的，在当时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新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王明的概括最为简单而少为今人所知。王明指出，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要“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 1]。 在这方面，张闻天的概括应该说最为严谨、清晰和准确，他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1）民族的，即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压迫， 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2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的作风的文化；（3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4）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 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贫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他还强调，“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不能割裂的新文化的整体。[2] 在框架构成原则的具体提法上，稍有差异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中，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是后来人们所常说的新民主主义的三大文化纲领，也即所谓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化的方向。在毛泽东那里，“民主的”内容一部分入了“科学化”，大部分则入了“大众化”，所以他说“这种新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突出大众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在当时不无政治和文化意义，但两者在本质上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在经历过历史曲折的今天，人们容易意识到“大众化”即是“民主化”的表述具有将两者的内涵泛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思想，一种社会意识，一种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内容丰富至极。张闻天对其主要精神的概括应当说是较为精辟的。在封建主义包袱极其沉重的中国，民主化的任务异常艰巨，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十年浩劫的悲剧也深刻地证明，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民主化”不仅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也绝不能等同于“大众化”。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用“大众化”来包容“民主化”，除了对民主的认识本身有缺陷外，与他想在提法上略微有别于张、王，可能也不无一定关系。也就是说，他的提法变化多少带有某种灵机一动的偶然性。因为有材料证明，仅二十多天前即1939年12月13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文代会报告内容的时候，他还曾专门强调：“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3]。可见， 会前中共中央高层领导者及其具体负责文化工作的人士，曾经就此问题达成过某种共识。关于这一点，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会后所发表的宣言，可以看做是一个集中而典型的说明，它所使用的不是后来毛泽东报告中的提法，而是会前所议定的提法，也即张闻天、王明报告中的提法。宣言号召：要“努力从各方面来提高文化的各部门，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4]。中共机关刊物之一《新中华报》1940年1月10日和1月17日的两篇社论《庆祝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开幕》、《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成就》中，也都有类似的表述。 事实上，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1942年之前，中共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宣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大多采用的都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原则提法，而不是毛泽东的三原则提法，如当时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在《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一文中[5]，1940年7月，中共机关刊物《群众》杂志的主编潘梓年在总结抗战以来新文化运动特点的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中[6 ]，1941年4月28日，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检查大会上[7 ]提到这一问题时， 都采用了四原则的提法。1941年5月，一向以思想敏锐、 善于独立思考著称的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谈到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也完全引用了张闻天报告中的提法和阐述，并特别注明这是“洛甫同志”的观点[8]。由此可见， 张闻天、王明等所阐明的四项原则，不仅在理论上更能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同时也更符合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延安文化界人士的认识实际，更能体现他们之间的理论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