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 （2001）02—0049—09 一、西学传入的缘起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如果从严复一系列关于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译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陆续出版算起，西方哲学正式传入中国大致已有一个世纪。不过就广义的“西学”而言，其传入中国的时间更早。如果不算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那西学进入实行封闭锁国政策的大清帝国的大门是1840年西方侵略者用炮火轰开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无疑是一场丑恶的侵略战争。战后接踵而来的不单是清政府割地赔款、开辟五口通商，而且意味着西方侵略者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入侵，由此开启了中国由一个老大帝国沦落为半殖民地的过程。这当然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它使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痛心疾首，把救国之于危亡当作自己的天职。 100多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怀着满腔的爱国情怀，前仆后继，为洗刷国耻、奋起图强而尽心竭力。 然而鸦片战争也是西方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战争。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哲学等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1840年左右，英法等西方先进国家不仅已实现了标榜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市场经济为“体”、以科学技术为“用”的产业革命也已取得了显著成果；至于作为它们的先导的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哲学和思想文化，通过从文艺复兴到法德启蒙思想运动的发展，早已取得对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保守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以及带有严重蒙昧主义特色的旧思想和旧礼教还占绝对统治地位，中西之间的这种差别决定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以及西方殖民者后来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必然失败。 西方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多次对华侵略战争迫使长期封闭的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上与之大不相同的西方世界，中西文化（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等不同层面）也由此必然发生碰撞。这种碰撞产生了如下双重后果。 一方面，中国的失败使那个腐败积弱而又狂妄自大、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天朝”也不得不屈服于洋人的坚船利炮，他们的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更促使林则徐等较开明的清廷重吏以及魏源、容闳、冯桂芬等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接触西学。后来的洋务派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以从事西洋事务而得名。尽管他们不敢触动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旧思想、旧礼教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更不敢触动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本”和“体”，但毕竟也已意识到，要使大清帝国能与列强抗衡，至少必须在器物层面上“师夷技”，在一定范围内引入西学，填补中学在这方面之缺。他们由此有“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提法。张之洞就说过：“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注：张之洞《劝学篇》。）。尽管他们都还把中学（旧学）置于主导地位，但毕竟已意识到不能再漠视西学（新学），而这意味着以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为特征的中学的一统天下开始打破，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转向半封建社会。 另一方面，殖民者的胜利意味着中国人民受尽他们的掠夺、欺凌、蹂躏，不知有多少人死于他们的铁蹄之下。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西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后者有时甚至盖过了他们对本国统治者的仇恨。义和团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这种背景造成了他们对西方的敌视情结。他们为抵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又导致他们对西方文化笼统、有时甚至是盲目地排斥。 导致对西方文化简单排斥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把封建专制政权、宗法血缘家族关系和儒家伦理（礼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几乎是冲不破的罗网。各种外来文化不管以何种形式传入、是否可能对这张罗网产生强大的冲击，甚至使其某些部分受到破坏，但这张罗网都能保持住自身的基本结构，并使外来文化与之相适应，甚至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存在、难以发生根本性变更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不知进行过多少次农民起义，然而不管起义成败如何，都没有冲破传统文化的罗网。鸦片战争之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受到过西方的影响，但主要是被先进的西方思想家激烈批判的天主教的影响，至于与西方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尽管有第一位留美归来的容闳竭力建议，仍未被采纳。事实上太平军在取得初步成功、定都南京后，全盘恢复了他们原来所反对的旧制度和旧文化。因此即使他们最后取得成功，也无非是封建帝国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总之，一方面，封闭锁国的大门已被打开，“天朝”的淫威已败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下。这意味着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已开始成了中国不同阶层人士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盘根错节的封建传统文化罗网又把相对先进却又异己的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要么全盘拒斥、要么纳入自己的罗网中，使之变性。鸦片战争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正是如此。洋务派之提出“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主张也正是企图把西方文化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罗网之中。这种状况使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从维新变法运动开始情况有了较多变化。尽管维新派中有人也使用“中本西末”这种提法，但并不把“本”看作必然是主，而把“末”看作只能是次，而是强调本末原是一体。西方之末源于西方之本。中国之落后不仅是缺末，本也有待改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到了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也要借鉴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谈到“中本西末”、“中体西用”时，重在中西会通。梁启超就明确主张对中西学应当融会贯通。他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年10月）。）他们由此主张既保留封建君主，但又要求对之作某种程度的改进（改良），也就是以西方的宪政取代传统的专制，实行君主立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