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大陆曾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肢解中国也是它朝思暮想的追求。尽管日本曾不断地变换面目和手段，甚至一度还表示“亲善”，但是它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不变的。 一、企图侵吞华北：征服大陆的又一步骤 原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认为，正是由于日本对华北的贪婪，才“终于诱发了日中战争，变成了引导日本破裂的导火线”（注：（日）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事实的确如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不满足对东北的实际占领，它要继续侵吞华北，以便作为侵略全中国和征服全世界的“圣战基地”。 如何侵吞华北，日本政府与军部存有分歧，大体上政府主张以政治、经济为主要侵略手段，掌握军事决策大权的军部则主张武力征服乃至直接占领。军事冒险的屡屡得逞助长了日本军人的狂妄自大，而政府考虑在“满洲国”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之前不要走得太急。但是，无论政府还是军部，其侵吞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的最终目标完全一致，这就决定了分歧只是相对的，协调配合则是一种常态。 1932年8月， 刚刚上台的斋藤内阁将过去一再泛起的分裂中国的论调正式确立为对华政策，其《对中国本部政策》第一条便是：“最近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分立倾向日益显著，我方应继续注意上述政权的动向，采取比较稳健的态度，……引导和促使对我方有利。”（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这段文字尽管表述得比较隐晦，但培植中国地方政权使之趋于分裂的意思则明明白白。这里是有针对性的，日本首先将制造华北分离作为侵吞华北的第一步。1933年2 月日本关东军正进犯热河，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奉命潜入华北策动。以板垣为首的天津特务机关不惜重金收买华北旧军阀发动政变，结果效果甚微，难以有所进展。5月22 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停止在华北另行制造亲日政权，但只是意味将变换另一种手段。不久陆军和海军分别建议尝试新的方法，即以现有华北政权来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活动，使之远离南京政府转向亲日。一年后这一建议被冈田内阁采纳，不过新内阁认为需要时间“逐步实现”。 可是骄横的关东军对“逐步实现”不以为然，他们强调所谓的满洲“国防”，准备由军方出面直接施加压力，将国民党势力迅速驱逐出华北。从军内而言，华北交涉属于华北驻屯军的权限，于是1935年5 月29日驻屯军酒井参谋长向国民党华北军政当局何应钦等面交了措辞强硬的通谍。酒井表示：“今天不是为商量这些问题来的，而是把我军的决心通知给你们。”（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页。）七天后参谋本部拟就一个交涉纲要，经海军及外务省的修改即电告现地交涉人员。纲要提出：“一、从平津撤退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国民党党部的排日团体，并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二、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纲领还希望：“一、驻平津的第五十一军和中央直系军队移驻保定以南。二、禁绝天津国民党党部、蓝衣社以及其他秘密团体的反满抗日的一切策动。承认在今后发现有这种策动事实时，日本军可以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注：复旦大学历史系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165页。）现地交涉人员擅将二者并一限中方立刻答复，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则摆出临战姿态，海军也派舰前来助威。南京政府为避免事态激化，遂电令何应钦全盘承诺。 尽管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但华北依旧风恶浪险。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决意联手进一步推行“华北自治”，且要在经济领域使华北与南京政府分开。驻屯军暗中与华北各省当权者进行“组成联合自治体”的商谈，关东军则陈兵山海关作“强有力的支援”。军部既不赞成目前“断然诉诸武力”，也不反对对华北施行高压，而“外务省成了追随军部政策的善后机关”，它向中方表示“华北自治”不属于外交谈判范围。这一切自然助长了现地军人的嚣张气焰。11月，冀东傀儡政府在通州宣布“自治”，蒋介石下令通辑殷汝耕，同时也不得不另组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缓冲。旧西北军出身的宋哲元似乎是中日双方均能接受的最佳人选，然而他既要敷衍日本人的淫威，又不能背叛中央政府的利益，实在是个不轻松的差事。 1936年5、6月间，广田弘毅内阁借口防共忽然增兵华北，不足3 千的华北驻屯军一下子增至1万，分布地点也超出原来。 中国舆论异常愤怒，即使一贯忍气吞声的南京政府乃至宋哲元也感到刺激和心寒。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不久广田内阁果然抛出了胃口更大的侵华计划。这个计划不仅要求订立日中军事“同盟”，实行经济“合作”，而且要让日本人担任南京政府最高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参与军事及“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机要”。当然华北的一切要由它来掌管，不管是关税、金融、交通、通讯，还是矿产农牧资源。一句话，日本打算全面控制中国，“力求形成一种日华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忽然表示“亲善”：追求目标的新手段 1936年底开始，日本忽然出人意料地花言巧语大谈邦交，狰狞面孔似乎变得和善，原来中国发展了巨变，散漫不堪的内部正趋于团结。 蒋介石认为，“华北分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动摇了中国经济的基础”。蒋介石早已对接连不断的侵凌蚕食感到羞辱，打破窘境的想法非一朝一夕。自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南京政府便悄悄“将重点置于对日备战，依靠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输入新式武器，企图使军队近代化”。据统计，中国国防开支“从1929年的四亿三千四百余万日元，增长到1936年的九亿九千余万日元”，7 年翻了一番（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页。）。1935年秋，蒋还密令有关人员拟定一个“国防计划”，在全国各战略要点构筑防御工事，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注：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6页。）。不过那时蒋还未下决心， 他想把红军彻底剿灭之后再来抗日，可是西安事变改变了一切。中共表示只要停止剿共，真心联共抗日，红军就“听蒋先生的指挥”，暂无自由的蒋介石以人格担保承诺一致对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