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纳地方实力派（注：“地方实力派”一词，谢本书认为是有特定涵义的概念，指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控制着一定地盘，掌握着可观军队，具有相当的实力，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而又不属于蒋介石中央嫡系的地方军事（或军政）领袖们及其派别。见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林能士、杨维真则认为抗战前已有“地方实力派”， 并非专指抗战时期。见林能士、杨维真《抗战前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关系——以川滇黔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15 期，1998年5月，第199—235页。笔者亦认为中原大战期间东北的辽宁、 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等地方军事（或军政）领袖们一样，也控制着一定地盘，掌握着可观军队，具有相当实力，名义上虽属中央，却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故可径称为“地方实力派”。） 1928年底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 （注：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载蒋永敬著《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1930年中原大战初期，除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控制的沈阳中心外，其余 5个军权中心几已全部卷入战局；西南的川、康、滇、黔四省，名义上虽隶属南京中央，实际上并未积极参战，处于中立的地位。是以，东北和西南就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也是双方极力拉拢的对象。 阎锡山于1929年“护党救国军”诸役中，被指为“工于心计，老谋深算”，1930年2、3月倒蒋时，部分地方实力派仍对其怀有戒心。（注：阎锡山曾因韩复榘、石友三和平通电而犹豫不决。见《赵辅宸致刘珍年电》（1930年3月1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35—137、139页。）是以，阎氏组织国府，实具有反南京中央的宣示作用，并且藉以结合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四川、东北。1930年的四川省，有多股政治势力，阎、汪透过组织政府予以容纳，并曾约集各川军代表协商出兵。（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四川省有多股军政势力，如刘文辉、刘湘、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除刘湘坚决拥蒋外，其余者于战争初期首鼠两端，而后才以刘文辉为首，积极助阎，刘文辉还任北平国府委员。汪精卫曾派王东臣、陈欣庸约集四川军代表协商出兵。见《冷融胡畏三王荫椿甘泽霖吴莲炬张笃伦胡锐谢 勷 致刘文辉并转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电》（1930年 9月1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至于东北态度，最受阎、汪重视，阎氏在扩大会议成立前就曾多次提及组织政府一事，以征得东北同意为第一要义。扩大会议成立后汪氏与张学良代表汤尔和会谈时，也表示若奉张不要党治，国民党亦可以旁观，不会成为大局的障碍。（注：《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日）、《汤尔和致王树翰电》（1930年8月7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足见结纳地方实力派是阎、汪组织国民政府的重要目的之一。 （二）解决财政困难 战争期间，除了战略、战术外，充裕的经费亦是胜利的要件之一。中原大战前夕，北平、天津的英文时报刊载一幅饶富趣味的漫画：蒋一手握机关枪，一手捧银元；冯一手执大刀，一手捧窝窝头；阎一手执手榴弹，一手托算盘。（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01页。 ）此画似乎暗喻南京中央有充足的财政支持，事实上蒋的财政并不如漫画所示般的不虞匮乏（注：根据《蒋档》，蒋几乎每月均为了经费不足电请宋子文增拨，甚至委请宋美龄向宋子文催讨款项。见《周骏彦朱孔阳致蒋中正电》（1930年7月25 日申时），台北“国史馆”藏：《蒋档·特交文卷》第8册，总编号540。相关档案极多，可参阅陈进金《〈蒋中正总统档案〉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以民国19年中原大战为例》，载中华民国史专题集第四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下册， 台北， “国史馆”1998年版，第1299—1301页。）；不过，若与阎锡山相比较，则仍可用“充裕”二字形容。晋阎虽有山西及平津税收挹注，但军用浩繁，又得支助西北军及杂派饷项，故远远不敷战争所需。此外，晋钞贬值、战时赋税通用券与设立国家银行等问题（注：有关中原大战之财政因素，笔者拟另以专文《中原大战的关键因素：财政问题》探讨。晋钞贬值、战时赋税通用券、设立国家银行等相关档案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均有待其一一克服。而阎氏认为，组织国民政府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其正面助益，故于电文中也一再宣称：为解决财政问题应速组政府。（注：《马骥材致岳相如电》（1930年7月3 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三）争取国际支持 任何国家发生战争时，其外交的努力约可分为两个方向：实质物资的争取和国际地位的争取。中原大战虽不属于两个国家的战争，但蒋、阎双方仍极重视国际外交。尤其晋阎，若能让各国视其为交战团体，使各国维持中立不助蒋，其外交努力已可算是成功。基于此，1930年4 月1日阎锡山就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后， 就由其外交处长朱鹤翔面交各国公使《对外通告》（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21页。）。6月间，晋军围攻济南时， 阎氏亦应各国领事所请，下令保护其侨民。（注：《周沆致毛光翔电》（ 1930年6月26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8 月扩大会议诸要人与日本使馆代办矢野及新闻记者酬酢不断，矢野并云：日本外交不得不重视北方。（注：《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8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在在显示阎锡山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再者，如天津海关关税（注：参阅阎沁恒《转变中的中英关系》，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29页。）、矿产抵押借款（注：阎锡山曾以富贺银矿向日人借款，以井陉煤矿向美人借款。见《麦焕章致李宗仁电》（1930年8月10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等问题，若能妥善处理，对其战情当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