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衰亡的民初国会

      中图分类号：D69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2—0005—13

      国会政治是民初国人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用于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在君主集权制度颠覆之初，国人普遍接受了“民国”应当“主权在民”的近代政治理念。但国会政治在民初仅仅实施了13年，就在近乎举国一致的声讨声中，寿终正寝。民初国会政治如此迅速走向消亡的原因，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问题，曾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然而，已有的研究或者偏重从道德层面进行分析，或者偏重于历史逻辑的探讨，将民初国会政治“没行通”这一具体事实，提升为“行不通”的历史结论，不无偏颇。即便是那些比较征信的研究论著，也几乎都忽略了民初国会最后一年半即曹锟贿选之后至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初的运作状况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亦缺乏这一时段的事实支持。本文拟将论域限定在这一特定时段，所欲探究的问题和力图澄清的事实是：曹锟贿选之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及其运作状况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其与国会走向衰亡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会废除过程中，曾经力主在中国实施国会政治的政治家们究竟持何种态度？国会为维持自身的生存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抗争？在弄清这些事实和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国会政治在中国消亡的政治语境略作分析。

      一 贿选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及其运作

      贿选丑闻被揭露之后，全国范围反对贿选的活动虽盛极一时，但因无力改变曹锟当选总统的既成事实，而逐渐销声匿迹[1]（230页）。

      但贿选对国会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国会的分裂。在贿选紧张进行时，参、众两院部分议员鉴于北京已成为直系的势力范围，发起了“国会南迁运动”，以阻止直系操纵大选之计。国民党、政学系、安福系的多数议员及民八护法议员，相继离京至沪，以上海湖北会馆为国会移沪集会筹备处，以“大寿第”为办事处，展开政治活动。反直议员本欲使北京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召开会议，以阻止直系控制的总统选举，但因南下议员人数有限，且一些议员南下之后复被拉拢北上，未能遂愿[2]（368页）。而其在南方从事政治活动的初衷亦没能实现，因为江浙人士担心在上海从事反直政治活动，将遭致战祸，出面反对，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亦不赞成在上海从事组织政府的活动。结果，“国会南迁运动”只导致了部分议员南下，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3]（209—210页）[4]（237页）。

      留京的国会议员在曹锟贿选之后，继续其政治生涯。此时，由于曹锟的控制操纵，国会内的政党及政治团体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变化的契机在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失势。在曹锟贿选过程中，吴景濂出力甚多，选举前曹曾有将第一任正式内阁总理许与吴氏之表示。但贿选成功之后，曹锟却提出颜惠庆与孙宝琦，令其与吴氏争斗。嗣又散布由孙洪伊组阁，助长王家襄、王湘、牟琳选任议长之空气，以挑起吴派内争。与此相配合，保派党徒更于甘石桥组织宪政党，以推进实施宪法为名目，吸收反吴派议员，甚至采取停止各小政团津贴的办法，“俾令窘迫来归”。其目的在于推倒吴景濂，使之非但不能担任阁揆，而且连议长席位亦保不住，丧失在国会的地盘。吴派则拉拢政团协商会中各中立派别，不遗余力。励治社之叶夏声、法治促进社之李载庚等，已允力予维持。吴氏还有组织统一党之准备，以形成与宪政党对峙的局面，但未著成效[5]（91—94页）。 当时国会内的政党构成状况大致如下表所示（注：此表系根据谢彬著《民国政党史》（见《近代稗海》第六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所列1923年11月底党派变迁表改制。一些党团当时系以其活动场所为人所知，未见打出政党招牌。）。

      

      除了表列各党派外，尚有群治社、法治统一会以及由研究系分裂的小团体如适庐、乐园等，数不胜数。但因力量微弱，贿选成功后，保系津贴停止，无法维持独立，不得不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吴景濂与内务总长高凌霨“各挟其财力，竞争组党，各党首领人物，认为奇货可居，狡猾者且向两方活动，一如市场之标卖底货，故其态度游易不定，最后仍看两派财力之贫富如何耳”[5]（94页）。

      不过吴派势力终难同有保派作后盾的宪政党抗衡。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贿选之后的国会内，吴派实力相对弱小。结果吴景濂不仅没有当上内阁总理，就连众议院议长之职，亦不被继续承认。在12月18日众议院召开临时会议时，反吴派借口议长资格问题，发难攻吴，演化成众议院内的大斗殴。内务部遂以众议院警卫受吴控制为由，下令强行解撤众议院警卫，逼走吴景濂。吴之出走，表明津派在政治上的失势。其后，众议院事实上已经为保派支持的宪政党控制，众议院秘书厅也为宪政党接收[6][7][8]。

      宪政党在国会中绝对优势地位的确立，使曾经存在于国会内的政党相互制衡的机制开始丧失。这对国会存废影响甚大。因为在民初国人的政治理念中，国会政治应当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应当是两党或多党在制衡的形势下共同维持的民主政治。国会肇建之初，宋教仁致力于建立国民党，梁启超致力于建立进步党，双方都曾有使国会内形成两大主流政党相互制衡以维持国会正常运作的考虑。宋教仁主张“政党宜二大对峙”[9]（421页）。梁启超更是明确指出：“各国政党之潮流，皆有两派，一激进，一渐进。中国十余年来，亦本有此两派。使各一心为国，团我二派，各自发达，则中国之进步，尚可限量乎？”[10]（21页）如果说民初国会政治尚能勉强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会内已经初步形成两大对立的政党。袁世凯等破坏国会，正是从取消反对党或将反对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能与政府党对抗开始的。梁启超等人捍卫国会政治，亦紧紧抓住保存反对党这一关键[11]（91—99页）。民初的“超然内阁”难以长期存在，其原因亦在于此。现在，经曹、吴操纵控制，国会内党派构成丕变，出现了宪政党独领风骚而其他政党几无立足之地的局面。这不仅使国会的运作失去了政党政治的必要内涵，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使“立法”与“行政”在人员构成上连为一体，严重削弱了国会自身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