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 —700（2001）02—0048—08 60年代初，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经历了一次暂短降温与战火重燃，而且越烧越旺的过程。其分界是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号召。社会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状况的晴雨表，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点。特别是毛泽东1963年9月27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这个指示一下来，不是“抓一下”，而是“大抓特抓”，制造了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下边分为文艺、史学、经济和哲学四个方面来概述。 一、文艺界乌云压顶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作过多次语气很重、上纲上线、而又不符合实际的批评。1963年11月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又作了批示， 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反映了他对文艺界形势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判断。“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文艺界虽有缺点错误，但客观地说文艺路线同党的整个路线一样，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 1963—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不符实际的批评，对文艺界震动强烈，压力巨大。康生、江青等则利用这些批示无限上纲，炮制冤案，打击迫害文艺界人士。 （一）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开意识形态错误批判之先河 刘志丹是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有卓越的历史功勋，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为缅怀先烈，警示后人，1956年，工人出版社向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约稿，写一本关于刘志丹的传记小说。李建彤“走访了革命老根据地的山山水水，采访了老干部二、三百人。1960年，又回到陕甘宁老根据地，访问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积累了17本采访记录，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经过集中提炼，艺术概括，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注：刘尚雅：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M]：602、617.）小说讴歌了刘志丹光辉壮丽的一生。 小说《刘志丹》一共写了六稿。1962年，写出第五稿（上册），征求意见。康生一见此书，如获至宝，还未看书稿就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于是，1962年9月，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向毛主席告状，说这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毛泽东没有做调查研究，也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就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断语，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本来是错误的，但毛泽东的地位，使他的话一言九鼎。再加上康生等权奸的推波助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一下子就被定性为反党小说。中共中央委员习仲勋、贾拓夫等由于在西北地区工作过，作者曾向他们征求过对小说初稿的意见，也被无理指责为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许多人遭受迫害。陕甘宁各地揪出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这种做法为“文革”期间的文字狱，大量制造冤假错案，开了一个先河。 （二）对“写中间人物”与“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无情鞭挞 任何一个事件，即使尽株连之能事，范围总是有限的。而对一种观点或理论的批判，却可能涉及整个学术界。对所谓“写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写中间人物”，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邵荃麟1960～1962年期间提出的文学创作主张。1962年6月， 邵荃麟针对当时中国文坛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的事实，在《文艺报》的一次讨论重点选题会议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说：“作家为一些清规戒律束缚着，很苦闷。希望评论家能谈谈这些问题。当前作家们不敢接触人民内部矛盾。现实主义基础不够，浪漫主义就是浮泛的。创造英雄人物问题，作家也感到有束缚。”因此，他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打破这种“束缚”，把“写中间人物”列入重点选题计划。 1962年8月， 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这个会上，邵荃麟反复强调了“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他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况。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 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相联系，邵荃麟还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他说：“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表现在人物创造上，比较单纯；单纯化反映在性格描写上，人与人的关系、斗争过程的描写上。这说明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找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