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1）01—0064—06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 “说到革命的准备， 1921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1]（P402），要求把辛亥革命看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条件。本文意在从辛亥革命入手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关系，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在完成20世纪历史任务上的承传关系。 一、辛亥民族意识的大觉醒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启蒙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抵抗到自觉起来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而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块界碑。它所激发的民族意识和宣扬的民主革命精神，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启蒙教科书，促使他们挣脱旧的枷锁，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中不断深化，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求强”、“求富”，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留下了一串串探求民族出路的奋斗足迹。但是，与辛亥革命相比，这一切还只是序曲，它们积蓄到辛亥革命，终于引发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使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意识，无论在认识深度上，还是在传播的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1 ）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结合起来，厘清了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揭示出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2 ）形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观念，明确未来中国的图景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工业化国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王朝更替的超稳定封建体系。（3 ）民主革命的思想宣传与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相结合，奠定了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扫除现代化发展障碍的基础。（4）呼吁救亡、 宣传民主革命的爱国者群体和理解、接受、响应这些爱国者的群体，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觉醒，从深度上看，把摆脱外来侵略的民族独立与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以及建立富强的近代化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扣住了20世纪的历史主题，为振兴中华的后继者确立了新的历史起点；从广度上看，上述爱国主义理念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宣传鼓动，在广泛的阶层中形成了普遍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扩大了民族自觉者群体。因而，它不仅塑造了一代人，而且启迪了一代人，早期共产党人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 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1）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出路，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朱德等。（2）受过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 在辛亥民族意识大觉醒的潮流中，产生民主革命的思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从党的一大代表看，在12位代表中，除去叛党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外，其余8人， 只有李汉俊在日本求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他或参加过辛亥革命（董必武），或受过辛亥革命的感染、读过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李达、毛泽东、邓恩铭、王尽美），或接受过同盟会会员的启蒙（何叔衡、陈潭秋），都吮吸着辛亥革命的反抗精神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爱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从党在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看[2]（P859）， 他们无一不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读书时，他的老师白毓昆是革命党人，参加滦州起义被俘牺牲，对李大钊的影响很大。瞿秋白、张太雷读书的江苏常州府中学的校长屠元博是同盟会员，该校的几个教员也都是留日学生或同盟会员，他们在学生中进行民主革命宣传，讲孙中山、章太炎的思想，讲邹容、秋瑾和黄花岗烈士的故事，还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张太雷就在这时读了《革命军》，瞿秋白在武昌起义前就带头剪掉了辫子。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是同盟会员，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钺是同盟会员，他们在哥哥的影响下早早就有了进步思想，进入新学堂就成了学生骨干。蔡和森敬佩孙中山，把他当成自己效法的楷模。以后到长沙读书他先后与毛泽东、邓中夏同学，又受同盟会员徐特立和留学英、日的杨昌济的影响，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幸存的同盟会员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读书的会馆里就有个叫孙小山的同盟会员。李立三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等人的事迹，了解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含义，较早受到民主主义启蒙教育。苏兆征是孙中山的同乡，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 从第一代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5人中，除任弼时在辛亥革命时期年幼， 余者都受到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熏陶。 早期共产党人在接触新思想时，只要是封建旧学中没有的，只要是呼吁救亡的，他们统统拿来，兼收并蓄。许多人最初读的是维新派的书籍或文章，还有一些人既读革命的，也读维新的。恽代英最早接触的就是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用心研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常常吟咏谭嗣同的狱中七绝，以激发自己的爱国意识。毛泽东先读了《盛世危言》，以后又读了《新民丛报》合订本，以至于他在首次发表政见的文章中提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当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3]（P115）。 这一方面说明青年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分清孙中山和康、梁的政治分歧，另一方面也说明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周恩来开始思想转变时，同时受两个人影响“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4]（P6 ）。然而，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在维新、改良的园地里驻步不前，这一方面是由于清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彻底暴露了它“洋人的朝廷”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功于辛亥革命长达十年的民主革命宣传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巨大影响。在那时，以革命的手段废除旧的君主制，建立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民主共和国，已成为觉悟了的爱国者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早期共产党人有了爱国救亡的意识，就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首先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分站在的时代的潮头，而后又在反思辛亥革命的激流中，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因而，辛亥革命激发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使共产党人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