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1597（2001）02—0090—05 领袖人物研究一直是党史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80华诞的时候，对党的领袖的研究更引人注目。尤其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的第一代领袖集体及其个体的研究，党史界、当代中国史界都倾注了很大的力量。近年来，对这些领袖人物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如由大面积的铺陈，到重点专题的深入、展开；由浓烈的感性褒扬，到沉淀的理性研讨，等等。应该说，这是党史人物研究的一大进步。 近期对刘少奇的研究，就体现了上述变化。 继1998 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全国性的系列学术活动后，又先后在河南开封、湖南宁乡、 湖北武汉召开了三次刘少奇思想和生平学术研讨会。刘少奇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消除了人们原先对研究领袖人物将从百年诞辰以后“由热变冷”的担忧。 从武汉研讨会上提交的80余篇论文和研讨情况来看，近期学术界对刘少奇研究的热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共性和个性 在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群体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好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在武汉召开的“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研讨会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在讲话中首先提出，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生的。在这个领袖群体中，再杰出的个体，他的思想和实践都离不开群体的影响，都带有群体的共同特点。因此，研究领袖人物有一个处理好个性与共性关系的问题。研究刘少奇，应该将刘少奇的思想、实践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实践联系起来考察，在充分发掘他具有个性特色的思想理论成果的同时，还要努力反映和揭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个领袖群体共同的思想结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作风、品格的共同特点。 这次研讨会有一些论文对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与会者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也多次谈到这一点。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二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60年代前后二人思考的重心有明显差异。毛泽东思考的重心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上，而刘少奇思考的重心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上。这种差异的外在表现便是：刘少奇谈论和关注的侧重点常常在经济领域，而毛泽东谈论和关注的侧重点常常在政治领域。由于二人思考的重心不一样，他们后来的理论发展走向也就有所不同。有论者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按照毛泽东的思考重心发展下去，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斗争放在首要位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阶级状况和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本国情，只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造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只有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义，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重视价值规律、商品、市场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重视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方法。遗憾的是，包括刘少奇在内，党内在60年代前后闪现并阐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火花，并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与系统的“左”的理论相抗衡。 就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有的论文作者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这一问题上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针对港台和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导致“文革”的说法，论文作者认为，不能从毛泽东与刘少奇个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文革”的发动。“权力斗争说”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缺乏、违背事实根据。刘少奇在“文革”中和“文革”前都没有公开对抗过毛泽东的指示，“权力斗争”纯属无中生有。说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刘少奇，是站不住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不是“文革”发动的原因而是“文革”发动的结果。“文革”的发动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社会历史根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二、刘少奇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联系 近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较多地谈论刘少奇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亲和力和内在联系。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对刘少奇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有人认为，从实践方面来看，刘少奇的许多理论观点（如“生产力达不到高度发展的水平，私有制根绝不了”；“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等）是邓小平理论的来源之一，而邓小平理论是对刘少奇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观点有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思想创立群体成员之一，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若干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 有人认为，刘少奇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与邓小平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关于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思想；关于注重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思想；关于吸取资本主义长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观点，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还有人从刘少奇经济思想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二者的渊源关系。他们认为，在重视经济建设、立足现实走自己的路和改革经济体制等方面，刘少奇的一些思考与邓小平经济理论都有相通之处。有人从农业合作的角度提出，“从刘少奇的合作制到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记录着中国社会主义与农民关系的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反映了我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农业合作道路的艰难求索和对社会主义理解认识的不断深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建国初期，刘少奇运用马列主义（尤其是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结合我国实际，系统地提出了在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的道路、任务、方针和政策，并在实践中有所创造和发挥，形成了发展我国合作经济的基本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倡导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承发展了其合理内核，并在新时期把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想，扬弃了集体农庄、人民公社体制，吸取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农业合作思想的有益成份，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把农村合作理论进一步深化、系统化。“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在解决中国农业的合作化问题上，其思路基本是一致的。”“邓小平在新时期根据历史与社会提供的经验和新的实践机遇，探索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道路，就理论深度广度而言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