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490X（2001）02—133—03 中国民主同盟是民主革命时期影响仅次于国共两党的一个重要党派，是活跃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民主力量，是中国现代政党史上极富影响的党派联合。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在调解国共矛盾，促进国内和平，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其它中间党派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然而，也正是在面对这些关键问题时，民盟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分歧，民盟原有的党派联合走向分化。 一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由梁漱溟、李璜、黄炎培等于1939年10月在重庆发起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以下均简称“同志会”）。当时成立该会，旨在集合各方热心国事的上层人士“探求国是政策”，调节极度紧张的国共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作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参与发起成立同志会的多是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如中国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此外，还包括无党派人士张澜等。显然，这是一个以三党三派为基础，包括少数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间势力的联合。 尽管这一组织的出现曾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但是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之下，这一新兴的联合力量并不广为人知。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为了加强会员之间的团结，聚集力量，推动党派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同志会三党三派的负责人于1940年12月下旬，多次在重庆秘密集会，磋商将同志会演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随后又连续召开筹备会议。1941年3月19日，同志会成员17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 将原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通过了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了。政团同盟成立后，鉴于同志会在国统区难以发展的深刻教训，于是派专人赴香港致力于建立言论机关，借以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扩大民盟的社会影响，唤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政团同盟的成立，宣告中国政治舞台上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的联合由半公开状态走向公开发展的新阶段。这对抗战期间我国的民主运动无疑是“一个新的推动”（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2页。）。 同盟成立初期，盟员的构成主要地也还是以三党三派为基础的，同时还包括一些有地位、有声望、无党无派的社会名流、中上层知识分子、教授、学者、专家等，但是，盟内党派的政治联合较以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所发挥的作用也更为重大。当然，作为一个中间势力的政治联合体，这种党派联合还是极为松散的，基础也不稳固。这表现在：一方面，同盟内部身兼双重身份的盟员（既是民盟的盟员，又是某一独立政党的党员）在遇到同盟政策与某一个政党的政纲产生分歧时，跨党分子难于适从，而同盟也无法以纪律去严格约束，这是政团同盟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另一方面同盟成立后，组织机构极不完备，地方组织的发展尤其缓慢。抗战期间，同盟主要在西南地区谋求发展，可是西南最早的同盟支部——昆明支部也是政团同盟成立两年之后才正式成立的。至于华北、西北、东南各地的总支部、支部的组建则更晚，有的甚至在抗战接近胜利时才去筹划组建。同盟走向公开后，其发展仍然十分缓慢。这种局面直到1944年9月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变。1944年9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大多数代表的强烈要求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旨在打破以党派为基础的狭小圈子，同时也想以此来遏制个别党派利用自身的实力控制民盟。此后，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被广泛吸收到民盟队伍之中。通过这次改组，民盟由过去以党派为基础的松散联盟发展成为有党派与无党派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民盟的基础扩大了。民盟逐步成为独立的具有比较完备组织体系的民主政党。 二 民盟的党派联合是适应抗战时民主斗争的形势和调解国共矛盾的紧迫需要而出现的，但是民盟内部各党派以及无党派盟员在政治联合的过程中并不是彼此进退与共、毫无矛盾的。 事实上，无论是战前还是抗战期间，各党各派的力量和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也迥然有别。其中，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底，是中国现代政党史上中间党派中最早建党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整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同时，该党还有自己的预备队——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各中间党派中，其规模无疑是最大的，在大西南的四川，该党尤其“有较为雄厚的力量”（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 180页。）。中国国家社会党是同盟内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党派，其历史渊源较长，可以追溯到清末。第三党成立于1927年11月，党员比较分散，抗战时，各级组织尚未建立起来。至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最初只是纯粹的教育团体，抗战爆发后才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而作为政治社团的救国会，成立于抗战前不久，它不属于政党组织，只有上层的机构。各党各派力量的差异造成各自在盟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的不尽相同。政团同盟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青年党在盟内三党三派中的地位都十分突出。在秘密发起成立政团同盟工作中，《解放日报》社论把青年党的领袖曾琦排在第一位就足以说明该党的地位。民盟在重庆成立后，四川省加入民盟的青年党党员远比其它两党三派的多。青年党党员在同盟内数量上的优势，也就决定该党在盟内实际地位的特殊。 青年党在盟内的特殊地位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盟内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盟员的不满。随着民盟自身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民盟政治影响的增强，大多数盟员强烈要求打破个别党派为着一党一派的利益操纵把持盟务的局面。然而，要改变旧有格局，摆脱一党一派的控制要经过尖锐的内部斗争才能实现。1944年，民盟昆明支部为打破党派把持盟务的局面，向民盟中央建议，将原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来改变过去以“政团”为单位的联合体，实现政治主张相同的个人的大联合。但是要彻底改变长时期形成的某一党派对盟务的把持不是一次会议所能完成的。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党把持盟务问题是在1945年10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此时，中华民族已赢得了抗战的彻底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呼吁国家的民主、和平、统一。民盟也在为谋求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积极奔走。在呼唤民主、和平的阵阵声浪中，民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和作用，1945年10月，民盟组织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当然是讨论战后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同时，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面对今后民盟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摆脱青年党对民盟的操纵。围绕这一问题，民盟代表内部引起了异常激烈的斗争，昆明、重庆和成都的无党派盟员代表同救国会、第三党以及国社党、职教派、乡建派的盟员代表形成了会上的联合，从而控制了整个大会形势，使青年党在盟内的地位骤然下降，青年党从此再也无力操纵民盟。民盟内部各党派尤其是青年党与其它党派、无党派盟员的政治联合出现危机，党派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公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