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森评价的困惑 林森（1867—1943）字子超，亦字长仁，福建闽侯人，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对林森这样的人物本来也应该是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但以笔者的孤陋寡闻印象，似乎学术界注意不多，受到冷遇。究其原因，也许跟以下一些因素有关： 林森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锐意创建民国，其后反袁护法，反对北洋军阀，不遗余力，主政福建，颇得民心。每当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均能方寸不乱，神定气闲，坚持革命的大方向，对民主革命作出了他应该作出的杰出贡献。 可是，他的后半生，自1924年国民党“一大”改组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反对孙中山制定的“容共”政策，追随西山会议派，积极反共，另立中央。1927年9月宁、汉、沪三方在南京召开会议， 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林森被选为特别委员。11月被委任筹建中山陵总监，直至1929年完工。1931年1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直至1943年11月辞世，在民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林森如果作肯定的评价，他却反共，是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派要员，是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民政府主席。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头痛，无法超越此“雷区”。如果作否定的评价，不仅他积极追随孙中山参与反清革命的前半生无法否定，即使他的后半生，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反共，但在政治实践方面也不如蒋介石、汪精卫等辈那样罪行累累，劣迹昭著，可以否定得有根有据，令人心悦诚服。 另外，学者的良智也不允许如此草率从事。与其不好处理，干脆束之高阁、放弃对其研究。 为什么对林森这样的人物，研究者会出现如此的两难境地呢？以鄙人的体会可能跟多年来形成的历史人物研究，特别是民国时期人物的研究，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作评价标准的影响有重要关系。 鄙人认为，时至今日，要深入地、全面地、科学地开展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研究，重要的是必须彻底改变以往简单地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评价标准的“保险”做法。 二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 建国以来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曾经有过多次学术讨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到“文革”时期。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盛行，强调史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待历史人物，首先要看他是属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主张保守改良，还是主张革命暴力。对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当然最主要的是看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反共，还是拥共？凡是属于前者，当然立足于“批”；凡是后者，首先立足于“颂”。此一时期，可以说是典型的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评价历史人物的“鼎盛”期。 第二阶段，从“文革”结束以后至80年代末。由于全国上下掀起揭批“四人帮”，并开始总结“文革”的教训，批判极“左”思潮。史学界在总结反思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教训时，对以往的教条主义贴标签式的研究方法，以及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的危害有所认识，在人物评价问题上，特别是古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基本都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分析，但对敏感时期敏感人物，以及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还不敢轻易突破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的禁区。 第三阶段，从80年代末至今。由于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际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出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热潮。理论学术界一部分人开始全面反思过去，自发总结既往思想、理论、学术是非得失。史学研究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也开始受到启发和策励。民国史研究的勃兴便是例证。在民国时期人物的研究评价方面，也开始有所突破，但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大部分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在私下探讨交流时，可以敞开思想、交换看法。但对敏感问题、敏感人物的探索，撰文公开发表仍有顾虑，担心说不准会犯政治错误。 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依法治国，党中央方针政策的科学、正确一定会带来理论、学术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只要是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学术真理的探求，一定会得到保护，即使出现一些偏颇或错误，通过批评纠正，也会得到谅解。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本人斗胆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即对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该简单地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作为臧否是非的标准。因为简单地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评价人物，衡量是非的标准，是不科学、不全面、不准确、不深刻的。其理由如下： 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的时代思潮，它是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集中表现。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均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功能和导向作用，事关重大，对评价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先进的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为群众所掌握，正确实施，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明的发展，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但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成员——历史人物来说，他所具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姑且不论他是否全面、准确）是一回事，他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是一回事，两者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甚至有可能是事与愿违，两者完全相反、对立。因为，先进的革命意识形态，从理论形态变成现实形态，真正实现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社会价值，中间还存在一个十分重要、十分复杂的不确定的中间环节——即实践的过程。对实践的主体——每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们需要以自己果敢勇毅的精神，坚韧不拔的品质，科学合理、灵活机敏的方式方法，甚至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机遇的配合，才能使这一实践过程较好地完成，达到主观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客观的正确的社会效果的统一。相反，如果由于诸多因素，条件的不具备或错误影响，使这一中间过程完成得不好，甚至出现重大的失误，就会事与愿违，动机与效果、主观与客观分离，就会影响或迟滞社会的发展，甚至对社会的进步、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或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