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1）01—0069—04 “大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呈现出来的种种群众特殊社会心理态势与活动，既是“大跃进”发动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大跃进”一轰而上，波及全国，持续三年并造成巨大损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对这一时期群众社会心理的透视与剖析，对于从多角度研究“大跃进”运动，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亚文化，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跃进”时期存在的几种主要群众社会心理 特定的社会氛围造就特定的社会心理特征。“大跃进”时期的群众，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群体，其心理活动是受当时特殊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的。在“大跃进”这个火热的年代中，主要存在下列五种群众特殊社会心理。 急于求成心理 急于求成心理是“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最为普遍而典型的群众社会心理。当时全国的工人举行各种誓师大会，开展红旗竞赛，力争优质再优质，高产再高产。1958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 冶金工人孙德和说：“我们有优良的条件在短期内提前完成毛主席提出的赶上或超过英国这一口号。”[1]（P142）安徽钢铁工人计划1958年铁产量达120万吨，钢产量为35万吨，是上年实际产量的5.6倍和152倍。[2 ]安徽寿县有位63岁的老工人，连续干了两天两夜，干部劝他休息，他却严肃地说：“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快到了吗？难道你们不让我快点到达共产主义吗？”[2]工人阶级急于求成的情绪溢于言表。农民也脱离实际， 提出短时间内实现农业大跃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在河北省徐水县，农民提出山药“计划产量从每亩二十万斤直到一百万斤”，“计划培育每棵五百斤的白菜”，小麦亩产十二万斤，棉花亩产五千斤。[3 ]由于当时在中国农村地区，急于求成的心理十分普遍和严重，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许多干部群众说起粮食亩产五万十万斤一点不神秘，司空见惯，而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1958年7月23 日《人民日报》指出：“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群众的急于求成心理不仅表现在钢铁和粮食产量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所有制方面，要求尽快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表现在社会制度上，要求尽快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表现在教育方面，要求三到五年内扫除文盲，十五年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急于求成心理是当时全国性的最为广泛的一种群众社会心理。 攀比竞赛心理 有组织有计划讲究科学的竞赛是好的，它是促使个体和群体积极向上的动力之一。但不讲条件，不讲效果，不讲科学的盲目竞赛，是一种乱攀比，只能造成严重后果。“大跃进”时期，攀比竞赛之风盛行，“争上游，敢出头”成为时代潮流。有人提出：“鼓足干劲争上游，争取全国占鳌头”。[4]有的提出：“人骑快马，我驾火车； 别人跑步走，我就插翅飞。”[5]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你追我赶的竞赛热潮。 这种攀比竞赛是多层次、全方位的。 我国与帝国主义搞“和平竞赛”。[6]（P550 ）“大跃进”运动的风云人物柯庆施说：“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7]（P53）要“东风压倒西风”，要与所有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争时间比速度，要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和奋斗目标。当时的跃进词唱道：“全党全民齐动员，……，要把美英抛后边。” 地区与地区比，从各省一直到各乡村。如农业高产卫星，湖北合城小麦亩产4350斤，河南商丘小麦亩产4412斤，河北安国小麦亩产5103斤。福建闽候早稻亩产7250斤，湖北孝感早稻亩产15000斤， 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00斤，最著名的是广西环江早稻130434斤。 为了夺取粮食高产，超过其它地区，有的公社“土地深挖一丈二尺，下籽1000斤，用狗肉汤肥田，用电灯照光，用鼓风机吹风”。真是各显神通，各不相让。 行业与行业攀比。在钢铁战线农业战线大放卫星之际，其它各行业如教育战线、财贸战线、科技战线都纷纷提出自己的赶超目标。中央原计划5至7年基本扫除文盲，可到某些省就变成3至5年，到了某些县变成2至3年，甚至到某些公社变成了几十天彻底扫除文盲。上海的一位善观风向的人甚至说：15年使全民都成大学生。江苏省计划3至5年建立各种类型高校300—500所。有的县、乡甚至宣布12天内办起许多大学。河南省登封县文村乡一个乡就办了12所大学，方城县建立了300 多所文艺学院。科技战线职工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用7年时间完成原定12年的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还有人与人比，比谁工作时间更长，比谁贡献大，比谁豪言壮语多。这一时期的攀比竞赛既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盲目从众的现象。 “左”比右好的保险心理 “左”和右作为两种错误的政治倾向，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都会迟滞社会进步，我们都必须反对。然而在“大跃进”运动中一味地强调反右，不许反“左”。那些在运动中调子最高，“豪言壮语”最多，表现得最“左”的人，就能成为先进的典型，登报授奖，出尽风头。比如在“大跃进”运动中紧跟形势，表现极“左”的徐水县，1958 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徐水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消息。徐水立即成为先进典型。在几个月时间内，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 名外国人和5000多个国内单位前来参观取经，一时间声名远扬，风光无限，好不荣耀。反之，在运动中，谁要是实事求是，说实话，那就会认为跟不上形势，是右倾，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就会被插白旗，相应的会受到批评、教育甚至会更严重的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