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成效。第一次合作，将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推翻了一个半军阀，即一个吴佩孚和半个孙传芳。第二次合作，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两次国共合作最终都破裂了，其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在双方合作期间，蒋介石也从未放弃过对共产党的防范和限制，以致于引发许多严重矛盾和冲突。 蒋介石早年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他的反共意识是什么时候形成又是如何演变的，对这一问题由于缺乏可靠史料，故了解和研究的甚少。近几年，苏共档案的公布、蒋介石“大溪档案”的开放利用，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蒋介石早年史料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一 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长期以来，我们所能见到的早期材料是1921年3月5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其中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编，韬养时期，第68页。）。其他甚少有蒋介石关于苏俄和共产党的言行。1997年2月，台湾宣布蒋介石“大溪档案”（注：1949年蒋介石个人档案由大陆移往台湾后，最初收藏于桃园县大溪镇头寮，1979年再移台北阳明山阳明书屋。人们称这批档案为“大溪档案”。1997年开放后，台湾方面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解密，并允许查阅利用。笔者发现有一件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利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注：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中《蒋总统筹笔》，国史馆藏，台北。），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版，第31页。）有这一思想基础，蒋介石才能够接受孙中山的委任，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并有中国共产党成员参与，赴苏俄进行考察。 蒋介石去苏俄访问期间，在与苏共领导人员的会见中，在递交苏方的各种文件中，都流露了许多赞扬苏共、共产主义的言论，以及深切期盼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要求。1994年俄国公布并出版的联共、共产国际档案，提供了这方面的珍贵史料。如，1923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的会见中称：“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其胞姐。现在，代表团想听到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重要阶段、革命时期犯过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情况，因为俄国革命的教训能使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获益匪浅。”（注：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初版，第232页。） 11月2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着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设想，由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同盟，以抗衡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待过上3-5年中国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就会凯歌高奏。只要一胜利，我们就开始第二阶段，开始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我们认为，至那时，中国人民势将顺利实行共产主义。”（注：《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26日)，同上书，第270-272页。）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人……他们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俄合作”（注：《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同上书，第247页。）。 虽然蒋介石理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且认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我们今天使用共产主义的口号，这就可能招致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误解”（注：《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23年10月18日），同上书，第271页。）。但是，从蒋介石在访苏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明显地看出他对苏共、共产国际的友好态度与革命期望。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回到中国，向孙中山呈递一份《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至今未公开发表过，台湾学者也未见过这个材料。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说：“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即1924年）3月14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书的意见。“（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版，第30页。）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写了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也直言不讳地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