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又有着种种是非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与研究也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在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对陈独秀的研究基本上沿袭共产国际对他的批判，一直没能有所突破；进入八十年代后，特别是在九十年代，由于各种人为禁锢的解除，史学界对陈独秀研究的思维更加多样、视角更为广阔、途径更加宽泛，从而取得的成果也更加丰硕，对陈独秀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本人才疏力浅，无法在宏观上对陈独秀进行整体的评判，只能挂一漏万，就我所知对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陈独秀研究现状的考察 长期以来，对陈独秀的研究一直局限于众所周知的几个方面：二次革命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托派反党问题、对大革命失败应负责任问题等等。由于曾经存在的某种原因，人们对陈独秀的研究一直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客观、公允。因而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挖掘，考证的进一步深化，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原先的许多定论现在看来大都显得有些仓促与单薄。伴随着研究氛围的进一步宽松，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积累与深化，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论证手段对原先的诸多结论提出质疑与挑战，对陈独秀的评价也从“一边倒”呈现出“百花齐放”。 例如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传统的观点一直是陈独秀轻视工农，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导致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生，主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确实有一段时间曾经看不起工农，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又如“二次革命论”，原先的观点一直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其右倾投降主义的总根源，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主因，但近期有人指出首先陈独秀有无“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值得进一步商榷，陈独秀在1923年左右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只能认为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而在中共四大前后已经放弃，所以不能说陈已形成系统的“二次革命论”思想。退一步说即使他已形成“二次革命论”思想，也要对之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认识，而不能断章取义只就某一句话就断定他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权。单就“二次革命论”而言，其中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再如关于托洛斯基主义者的问题，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并领导了托派小集团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他参与托派的动因提出了质疑，指出陈参与托派集团并不是因为二人有共同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而相当程度上只是因为感激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六大”和其他一些公开场合为他在大革命失败责任上的辩解和开托。正因如此，才导致陈与托派组织后来公开的分道扬镳。 上述这些例证只是说明在陈独秀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就整体而言，对陈独秀的研究还比较粗糙，还缺乏权威性、系统性与开拓性。 纵观近年来的陈独秀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领域有所拓新。传统的陈独秀研究，其着眼点集中于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二次革命论思想扬弃、家长制问题批判、参与并组织托派问题动因考察等若干方面。近年来的陈独秀研究则突破了这一传统范畴，开始涉足一些新兴领域，例如他的经济思想研究、晚年民主政治思想初探、中西文化观的对比研究、阶级分析初论、抗战主张述评以及他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等。正是这些拓新，冲破了原有定式的束缚，使陈独秀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是这些拓新，使得人们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全面、立体、客观地对陈独秀加以评析。 在传统领域里，争鸣日益强烈，一些名家的定论遭受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例如在关于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问题研究上，张静如在《从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谈起》一文中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陈独秀为人自信，常以长辈和先知者自居，他指导青年是认真的，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做事很积极，但喜独断。”“为了推行他那条路线，他完全实行封建家长制统治，凡是与他不一致的认识、意见，他一律排斥，不予考虑，并且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组织措施……陈独秀既不要群众，也不要集体领导，唯我独尊，就完全破坏了党的建党原则。”（注：转引自赵国忠：《90年代陈独秀研究的新进展》，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9年第2期，第142页。）有的学者对家长制说提出了严重挑战，指出：一、我们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对此，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二、陈独秀注意吸收新鲜血液进入领导层，不搞论资排辈；三、陈独秀允许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从不搞一言堂；四、从客观上看，从党的建立到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中，我们党召开过5次全国代表大会，5次中央扩大会议，5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这一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民主最充分的一个时期，毛泽东生前也承认这一点（注：张巨浩、林小兵：《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质疑》，《学术交流》，1992年第1期。） 在新涉足领域，有许多学者的角度之新、立意之深，让人不由赞叹。例如有人从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他那些对中国文化的尖刻批评，以致激烈的自我咒骂，都是‘怒其不争’的表现”。“在这激烈的言词后面，可以发现一颗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心在痛楚中震颤。”（注：张同乐：《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对抗战的言论行动加以全面的考究分析，得出结论：第一，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审视，陈独秀始终坚持抗战的主张，保持了爱国主义者的晚节，但他曾对抗战的前途发生悲观，某些主张甚至出现倒退，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是错误的；第二，从理论信仰的角度来审视，陈独秀则始终没有放弃对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注：史远香：《陈独秀抗战主张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因而从另一方面论证了“就是在生命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里，陈独秀依然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做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注：胡绳玉：《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