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1)01-0051-05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与刘师培有过一段不浅的交谊，尽管它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颇有波折，却从未中断过。作为横跨政、学两界的知名人物，他们的交谊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时局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提供了一个思考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案例。 一 从陈独秀与刘师培的交往史实来看，1903～1907年是他们友谊的第一阶段，彼此为志趣相投的革命同道和论学挚友。 1903年夏，陈独秀因在安庆举行爱国演说会而遭清政府通缉，遂逃至上海，与章士钊同住（注：据章士钊所记，“是年（1903年）夏间，陈独秀已在上海”。见章士钊《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7号，1926年12月25日。）。随之刘师培亦由家乡扬州来上海投奔章士钊，结识了陈独秀（注：章士钊曾回忆：“申叔（刘师培）于光绪癸卯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见章士钊《孤桐杂记》。亦可参见章士钊《刘申叔论古文》，《柳文指要》下册，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851页。）。此时章士钊等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陈独秀与章士钊、张继等人共同主编。该报既为继承被查封的《苏报》而创立，论调不得不稍“舒缓”，不象《苏报》那样“峻急”，但“宗旨在于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且“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注：章行严（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7页。）。因此发行未久，即风行一时，人称《苏报》第二。刘师培曾在该报上发表《黄帝纪年论》、《王船山史说申义》等文（注：章士钊说《王船山史说申义》是他的作品，见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32页。因该文发表时无署名，难以稽考。现从钱玄同说（钱将该文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仍认作刘师培作品。）和诗《读王船山先生遗书》、《杂咏》。这些诗文力倡排满兴汉，在当时的革命派中影响甚大。作为报纸主编和革命志士，陈独秀以编发这些诗文的方式表明对刘氏主张的认同与赞赏，两人的友谊也由此深厚起来。 1903年12月初，《国民日日报》停刊。年底，陈独秀返抵安庆。1904年1月，他与留日学生房秩五、吴守一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内容以“开风气，倡革命”为主（注：安徽省政协文史工作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0页；沈寂：《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安徽史学通讯》总第14号，1959年第6期。）。同年暑假后，他和房秩五皆去芜湖安徽公学任教，遂将编辑部迁至芜湖（注：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另有一说认为陈独秀于1904年暑期独自来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楼上，直到1905年才到安徽公学任教。见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9页。）。此时，刘师培仍留在上海宣传革命，除为报刊撰稿和与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外，还与林獬接替蔡元培、汪允宗编辑《警钟日报》（注：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1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4页。）。他和陈独秀虽不在一处，但始终关注陈的动向，曾对蔡元培称赏陈独秀，说“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注：《蔡元培自述》，转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他与陈独秀再度见面大约是在1904年11月，当时陈应章士钊之招来上海，参加革命组织暗杀团（注：参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任建树：《陈独秀传》（上），第66页。）。此前刘师培已加入了这个组织。这次两人再度携手，试制炸药以图暗杀清廷顽固派，虽很快便因行动失败而分手（陈独秀在上海仅住月余即回芜湖），但友谊无疑加深了。 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查封，作为主笔的刘师培亦被通缉，刘只好逃至浙江嘉兴，匿居半年之久。这年秋天，他应陈独秀之邀赴芜湖，在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任教，化名“金少甫”（注：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直至1907年初，两人共事一年有余。 安徽公学由名士李光炯、卢仲农等人创办，以传播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在该校任教的，皆为当时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除陈独秀、刘师培外，还有陶成章、柏文蔚、苏曼殊、谢无量等。陈独秀出任国文教员，除在课堂上讲说革命道理外，还与柏文蔚及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于1905年夏发起建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陈独秀任总会会长，对推进该会的成长和在新军中扩大影响起了较大作用。刘师培在安徽公学讲授历史、伦理课，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反清革命，并以当地光复会负责人的身份在学生中发展新会员，还组织名为“黄氏学校”的秘密团体，介绍李光炯、柏文蔚等人加入，专门从事暗杀活动（注：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此外，陈独秀与刘师培还共同发行一白话报（注：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1页。），以开启民智，鼓动革命。 1906年暑假，陈独秀偕苏曼殊东游日本，8月下旬（处暑后）回到芜湖，到张通典主持的皖江中学任教（注：参见《苏曼殊致刘三信》（1906年9月13日），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册，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331页。）。该校也是革命党人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陈独秀、刘师培在这里仍继续他们的事业。1907年2月，刘师培被两江总督端方声方捉拿（注：参见马君武：《孙总理》，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在国内很难立足，加之章太炎又发出东渡邀请，遂偕妻何震、姻亲汪公权及苏曼殊东渡日本。抵东京后，与章太炎同住在《民报》社，得以朝夕晤谈（注：参见柳亚子：《苏玄瑛正传》，《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随之陈独秀亦因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不得不离国东去，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注：任建树：《陈独秀传》（上），第74页。）。 在日本，刘师培加入了同盟会、亚洲和亲会等团体，并在1907年6月通过何震创办《天义报》、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始终活跃于政治舞台。而陈独秀此时却与政治有所疏离，他不肯参加同盟会，只加入了刘师培参与发起的以反帝为宗旨的亚洲和亲会。他虽较少参与政治活动，但和刘师培过从甚密，一同切磋中西学问。他常去《民报》社找刘师培，与刘及章太炎、钱玄同、苏曼殊等探讨传统汉学、西方文学和古体诗的写作，并参与议建梵文书藏。（注：“（苏曼殊）为梵学会讲师，交游波罗门忧国之士，揭其所有旧藏梵本，与桂伯华、陈独秀、章炳麟议建梵文书藏，人无应者，卒未成。”见柳亚子《苏玄瑛新传》，《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4页。）苏曼殊著《梵文典》，陈在上面题诗，刘师培则为之作序。刘以“国学大师”著称，此时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可见其学术地位。他幼承家学，于小学（语言文字学）、经学无所不通，陈独秀与他及章太炎时相过从，自然于学问上受益非浅。陈后来在小学上多有建树，发表《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等著作，虽自有师承，但与刘师培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可以说，两人不仅是革命同志，亦是论学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