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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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党政干部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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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大、最复杂的一场政治运动。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著名的风云人物,经常处于政治风暴的风口浪尖之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扮演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因而,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就成为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中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于研究的课题。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列宁教导我们要从事实的整体上(过去翻译为全部总和),事实的内部联系去分析和认识问题,而不是任意挑选或罗列一般例子和玩弄个别事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我认为也是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这一课题的根本方法。

      (二)如何从事实的整体上与事实的联系上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课题呢?我认为起码应该搞清楚3个问题:1.周恩来是在怎样的状态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孤立地偶然地爆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建国后逐渐累积起来的党内外、国内外诸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不联系到周恩来在这诸多矛盾中的地位和状态,就不能搞清楚他是在怎样状态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而这一点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如何?我没有看到周恩来公开发表的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言论,相反地在很多场合他还讲了不少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话,是否能以此判断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应该如何实事求是的判定?3.周恩来在十年“文革”中的总体作用如何判断?他的正面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他的负面的消极作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也是需要作客观冷静的判断的。这三个问题如果能够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和歧见的统一肯定是有帮助的。

      (三)首先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处境,并不像人们在下面看的那样地位显赫、光彩照人。实际上,周恩来从1958年后屡遭毛泽东批评,多次检讨,在一段时间里处境相当艰难。

      1.因所谓“反冒进”的错误,在八届三中全会、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接连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上纲为“方针性错误”、“庸俗辩证法”、“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还差50米”等。为此,周恩来多次检讨,并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关于当时的状况,曾任他秘书的范若愚有一段真实的描绘。成都会议后,周恩来曾找范去帮助写一份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主要是检讨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方法是由总理口述,范若愚记录和整理。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范若愚说,周恩来讲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已到深夜12时,仍写不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接受范的建议,范暂时离去,由总理独自安静构思。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范叫去批评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这样才又开始口授与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范引用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周看到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了!’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45-47页)“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应该说是比较普通的形容词,以周恩来之博大胸襟和坚强的性格竟会为之“几乎流出了眼泪”,可见当时心情的郁闷与压力之沉重。

      2.周恩来曾作出辞去政府总理职务的决定。虽然经过书记处讨论决定挽留和毛泽东的批准,没有成为事实。但以周恩来之党性与性格能够在50年代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见事情之重大,也可见当时事态之严重。

      3.中央决定成立各专业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实际上削减了总理的权限。195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的决定。决定中明文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有检查之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内部发行,经268-269页)请看,政府机构只剩下建议、检查和具体执行、细节决策的权力。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职权实在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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