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1-0085-04 像民主革命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曾与苏联有着难解之缘，以至于在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即有两条路摆在我们党面前：一条是走苏联的路，紧随其后，亦步亦趋，这在当时会没有任何风险；另一条是走自己的路，独立探索，别辟蹊径，这将充满风险和曲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苏联领导人却不能容忍这种“离经叛道”。由于苏联“大国主义”、“老子党”作风日盛，中苏关系破裂。中苏分裂，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沉重的话题，给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一 中苏分歧和分裂是在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和社会主义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中苏双方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就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一方面，以冷战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形成，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的走向渐渐显露；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潮流的到来，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到恢复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于一段时间内在平等的基础上调整同各国的关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气氛比较正常。同时，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阴暗面，波匈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国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认真反思。 因此，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都开始了对各自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或再探索。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双方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具有相互影响的某种趋同性的同时，其中的差异性也在逐渐增大。 这首先表现在毛泽东不再迷信苏联经验，大力号召反对教条主义。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苏联的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8月，他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进一步强调，中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1]。此后，在这种“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下，党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随后急于过渡的“空想”思想也不断发展起来，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道路逐渐走向歧途。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中国有可能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并批评苏联忽视甚至阻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2]。这时，中联部曾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然而，苏联驻华使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认为，在经济如此落后的条件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只能促使中国民主主义情绪的膨胀，而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3]。1959年1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尤金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批评和嘲笑中国的人民公社。毛泽东认为这篇演说是抬出马克思的原则当法宝，“祭起来打我们”，指示将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4]。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具有很重的分量。否定人民公社，显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不仅愈来愈严厉地批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错误，是“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且对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日益不满。赫氏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斯大林“在1937年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苏共新的提法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转向了国际舞台[5](P487、485)。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动荡，国际上反共高潮迭起，毛泽东据此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于是，毛泽东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联系起来，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并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从此，他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而与毛泽东的思路相反，赫鲁晓夫在1958年4月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民主”，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6]。这进一步否定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方式，成为促成毛泽东断定苏共在搞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出于对“中国赫鲁晓夫”的警觉和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担忧，毛泽东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总之，在中苏双方探索各自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冲破还是固守苏联模式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但每一种思路并非绝对分属于哪一方，事实上，体现在中国党身上的除了冲破苏联模式的要求外，还有不自觉固守苏联模式的思想；而苏联党不容许对“经典模式”的任何怀疑，却也有某些突破旧有模式的意识。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探索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两种不同思路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分歧和分裂的惟一原因，但中苏分歧和分裂的确是伴随着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中苏分歧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告别旧模式、探索新模式旅程中的一段插曲。 二 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之初，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不能“照搬外国”，应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当苏联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强迫中国接受自己的意志，并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企图迫使中国屈服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抗争。这在当时苏联模式长期被奉为天经地义的“经典模式”的情况下，确实需要一种非凡的勇气和魄力。正是中国共产党顶住了苏联“老子党”、“大国主义”的压力，拒绝了让别人支配自己命运的无理要求，坚持了弥足珍贵的独立探索精神，从而为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虽然，此后的20多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曲折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包括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但决不能由此而否定党和毛泽东当时独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深远历史意义。否则，就很难想像其后我们年轻共和国的顽强发展，很难想像苏东剧变时我们国家灾难的避免，也很难想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