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1)01-087-26 日本“中国学”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近现代日本“中国学”的演变过程，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但又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现象，这就是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长期以来，日本存在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推行积极稳健的对华政策，以华为友，期望两国携手合作、共同发展。而日本明治维新后推行的则是另外一种以华为敌的侵略中国的政策。本文试对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从文化学术形态的角度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总结日本“中国学”的历史教训，推进日本侵华战争史研究的探入，从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 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学”这门具有特殊意义的专门学术给予了相当重视，先后操纵成立了一系列的“中国学”研究、教育与活动机构，襄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中国学”学者，这些机构培养了大批善于搜集中国情报的“中国通”。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各地先后成立了“振亚会”（1878年）、“兴亚会”（1890年）、“东邦协会”（1891年）、“东亚会”（1897年）、“同文会”（1897年）等各类社团。1898年，以“东亚会”、“同文会”为主，上述各种亚细亚主义团体联合成一体，正式组成统一的“东亚同文会”，这是近代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为天皇制政体的对华政策服务的所谓学术研究结社。进入20世纪后，又先后成立了“东亚同文书院”（1900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调查部（1906年）、“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1908年）、“对支文化事业部”（1923年5月，后改名为“文化事业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6年7月）、“东亚研究所”（1938年9月）等机构。其中，东亚文化书院作为东亚同文会在海外的最大事业，在日本天皇制政体推行“大陆政策”和“大东亚战略”中起了重要作用。它先后培养了学生大约4600余人，分别在日本政府机关、伪满及伪蒙疆机关、中国国内各汉奸部门、新闻及通信社、银行金融业、工商业等部门工作，也有在学校和研究部门工作的。东亚同文书院在培养学生方面，尤其注重组织学生对中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以获取关于中国的第一手材料。另外，东方文化总委员会下辖北京、上海、东京、京都四个研究所，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中国学家。从20年代起，日本官方还通过所谓“对支文化特别会计法”（1923年）和“对支文化事业部”（同年），掌握了对华文化方针的决定权、预算编制权、经费监督权，由日本官方操纵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控制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方向。部分日本“中国学”学者本身就具有国粹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思想，绝大多数“中国学”学者不得不屈服于国家权力，对日本官方的意志唯命是从。在30年代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中国学”研究更是受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势力的青睐。日本“中国学”中的“满洲学”由于“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对于日本的特殊的对华战略意义而受到格外的扶持，而对“满洲”进行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国别研究，本身就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将这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侵略野心。 日本“中国学”之所以受到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视，这与它在制定和实施日本侵华政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如为侵华战争提供思想舆论、历史“借口”和进行战争狂热的鼓动、具体文化侵略与征服的方略制定，等等。它作为一个文化学术活动起到了军事、外交、经济手段起不到的作用。在近现代史上，日本发动的多次对华侵略战争准备如此之充分、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影响如此之广、民众卷入如此之深，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日本“中国学”对日本制定、实施对华侵略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 在近代以前，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曾深受日本人的仰慕崇敬，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抵制西方列强侵略、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上，中国步履维艰，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一跃而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会困难重重，而日本却能迅速崛起？对此，日本“中国学”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文化的因素。他们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对儒学展开了批判。然而这种文化的批判在日本却催生了一个思想毒瘤，这就是从否定中国文化，到蔑视中国的一切，进而要求否并和灭亡中国。这种思潮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福泽渝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福泽渝吉是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清算儒学传统最激烈的思想家，他以文明进化的观念批判儒学的因循守旧、麻木苟且，号召日本人从精神上摆脱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精神。他公开提出“脱亚入欧”论，直接从文化演变与继承的角度提出日本的改革前景。在他看来，日本同中国、朝鲜交往只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理之所存”已不在中国而转到了欧美，只有向欧美学习才是日本的出种。为此，他竭力倡导从精神文化上与中国决裂，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一元论中国观”。这种思想的极端发展，就从精神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提出了对中国领土的现实要求。他认为如果中国不能自立，日本人就必须奋起逐鹿中原。他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竟然说，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福泽渝吉美化这场侵略战争是“文野之战”，日本是为“世界文明”、“东洋和平”而战。福泽渝吉的理论和主张为上自明治天皇，下至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当权人物所推崇，成为日本决策层制定对华侵略战争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学者、政客，乃至普通的民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文明”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包裹其侵略野心的一件漂亮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