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是国民党新军阀发动的一次严重的反革命血腥事件，该事件最终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而中共党内存在已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则在客观上帮助了国民党新军阀，麻痹了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斗志，使他们对反革命政变缺乏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如何对付新军阀此重大原则问题上，压制党内正确意见 南方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的趋势，从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开始明朗化了。这以前，北伐军虽在两湖地区取得了胜利，但仍受到孙传芳集团兵力来自侧翼的严重威胁。如果他们从江西攻入湖南，北伐军就可能处于被切断同后方联系的危险境地。同时，两湖的军事实权已落在唐生智部控制之下，这里的工农运动又十分高涨，蒋介石要是在江西遭受失败，将难以立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时，只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敢采取重大行动，到孙传芳部主力在江西被击破后，局面顿时发生变化。身在南昌的蒋介石明白：这不仅是江西局部的胜利而是整个东南半壁的胜利已经在望，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已全然改观。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南方国民革命阵营，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旧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一批批政客、官僚也从北方来到蒋的身边，其中包括同蒋私人关系极深的黄郛。黄郛黄下途经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答应蒋介石可透支一百万元。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的演讲公开反共，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于1927年3月13日专门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该书对蒋介石在南昌的反共演讲作了批评，但字里行间对国民党右派仍充满右倾退让观点和立场。该书声称中共仍忠诚于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限共的《整理党务案》。该书写道：“试问本党对于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有过异议没有？事实上有违反过此案的决定没有？不但事实上未曾违反过此案所决定，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中央委员，共派本来不及全数三分之一，新近广东及江西省党部之改选，经贵党中央之圈定，广东十五委员中共派只三人，江西九委员中共派只一人，这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27年3月13日），原载1927年3月18日出版的《向导》周报192期。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应当指出，在中国国民革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极大变化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北洋军阀中有的集团已被消灭但有的集团仍存在（如张作霖集团）；另一方面国民革命阵营中已产生了名为革命军将领实为新军阀的实权派。在变化很大的政治军事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将革命任务作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推翻北洋军阀的任务还有待最后完成，另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经成为迫切的任务。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较清醒。他们根据形势的变化，于1926年11月在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完全失败，政局遂转入一个新形势”。“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虽然他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表现在我们面前已可看见，各路都发生惨杀农民运动人员压迫工人的事。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方面与政府对抗的。”（注：《粤区政治报告（二）——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1926年11月2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654-65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中我们党应该采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自然我们有时仍要拿群众运动的力量去压迫他，但是也不能过甚。在我们尚无很大的势力以前去与新的军阀冲突，那一下被他的压迫打倒了，我们便无再运动的可能。如果民众的势力发展与新军阀的势力相等时，我们亦不能轻作很大的斗争，因为冲突的结果必是两个势力都碰坏。这不是说我们此时就不要斗争了，我们仍然要斗争，如在潮安、汕头我们的工友同志被打死了，我们就举行大罢工。但是在此时我们作这种斗争要特别小心，即是说我们现在还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而不是即刻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此时我们仍要把民众与新军阀的关系弄得好点，而在这种关系下去强固民众的势力。”（注：《粤区政治报告（二）——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1926年11月2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1926)，第654-65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