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E29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0）06-0068-08 战略后方是一个国家或集团与敌对国家、集团对峙或进行战争地区的后方较远区域，是保障战争（作战）的固定基地。在战争中，国家依靠战略后方，协调组织后方各种力量，安排对战争的支援，保障军队作战特别是主要战场上的人力、物力需要。一个国家战略后方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强弱程度，对战争胜负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充分显示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和巨大的战争潜力对赢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通过战争实践，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战略后方建设对未来战争的重大意义，并在战后根据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威胁中国的军事战略态势，指导加强战略后方国防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 （一）抗美援朝战争为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第一次组织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这场战争的物资保障与人民解放军以前进行的战争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战争补给既不能取之于敌，也不能就地补给，要靠国家战略后方组织供应。同时，这场我军第一次实施的最为现代化的战争，物资消耗之巨，组织保障之艰难，是我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组织这场战争，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即：战争的胜利不仅直接决定于前线，更决定于后方。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依靠国家的力量、全力以赴支援战争的指导思想。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共中央、 政务院即号召和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保障志愿军作战。 同时，1950年10月8日， 毛泽东在正式下达的抗美援朝命令中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这就确定了以国家实力为依托、以东北为固定的后方战略基地进行这场战争的形式和体制。为了支持战争并保证战争的胜利，充分动员蕴藏在全国人民中的巨大战争潜力，以保证战争中各方面的需求，中共中央决定，国家经济工作第一位的任务是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并向全国发出了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提出和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即：1.战争第一，国防第一，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粉碎帝国主义对我的直接军事威胁。否则，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也无法顺利进行。2.稳定市场，稳定金融物价，保证战争和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3.在战争条件下决不放松国内经济建设，力争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得以发展，增强国力。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全国掀起了增产节约和生产竞赛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 年增长77.5%；三年平均递增率为21.1%，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3%。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达到16400万吨， 棉花达到130万吨，钢产量达到135万吨，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国家在三年中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支出共达人民币62亿元，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在武器弹药等作战物资生产供应方面，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兵工委员会，加紧进行兵器工业的建设和生产，保证前线的武器弹药供应。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兵器工业共生产了各种枪械60余万支（挺），枪弹15亿发，各种火炮9万余门，火箭筒7000余具，炮弹1400余万发，手榴弹2300 余万枚，以及大量炸药、航空炸弹等，并抢修了大量武器装备。同时，中国政府还从国外订购了31亿元人民币的武器装备。在全民动员方面，从1951年6月开始，在全国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全国各界捐献的钱款，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三年中， 全国向朝鲜战场派出 159 个医疗队共5300余名医务人员，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动员民工17万人，车辆2 万多台，除此之外，成千上万名铁路工人还担负着紧张繁重的运输任务。全面的战争经济动员，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和精神保证。 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全力支援战争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若干措施，加强国防建设、特别是东北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使之形成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巩固、可靠大后方。 一是建立以对空防御为主的防御体系。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后，中央军委决定：将人民解放军空军当时惟一一支作战部队——第4 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担负防空任务；将国内的主要高炮部队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沿海大中城市；1950年2 月至1951年7月，苏联空军1个混合航空兵集团和11个歼击航空兵师先后到中国，担负中国吉林、公主岭、安东（今丹东）、沈阳、辽阳、鞍山、唐山、青岛、广州等地的防空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击扩建了歼击航空兵部队，分别部署于广州、青岛、天津、北京、唐山等城市，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同时，加快国内防空体系建设，1950—1952年间，人民解放军华东、东北、华北、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相继成立。1951年3月， 根据中央军委特种兵会议的决定，华东军区防空领导机关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合并，组成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为加强东北地区战略后方基地的防空，1950年8月7日，以原高炮第二师师部为基础，组成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9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沈阳和安东（今丹东）为中心，成立两个防空区，沈阳防空区负责沈阳、辽阳、鞍山、抚顺等地的空军与高射炮部队的对空作战指挥；安东防空区负责朝鲜后方鸭绿江沿岸的空军和防空部队的对空作战指挥。1953年4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直辖下，建立安东防空司令部。从而形成了以东北和沿海为重点的全国对空防御体系。 二是对重要工业和军工企业进行战略转移、搬迁，对新建工业考虑战略布局，以保护重要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生存能力，保证战争时期的不间断生产。在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时，中共中央就考虑到：我们力求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这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准备美军至少可能用空军轰炸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1]（P，281）。为了保护国家重要工业，保证支持战争物资的生产，1950年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沈阳及其以南地区的重要设施、重要工厂进行疏散转移。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的统一部署，兵器工业是这次搬迁的重点，兵器工业几个大型企业如五一工厂、五二工厂、五三工厂等，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原地保留一部或大部，其余全部搬迁到了哈尔滨以北地区组建新厂。先后在哈尔滨及其以北地区兴建8个专业工厂。 在搬迁原有工厂同时，国家对即将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规划建在哈尔滨、山西、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等地。中共中央战略搬迁、转移的重大决策，不仅从当时战争条件下防止美军对中国境内支持战争的工业基础进行轰炸的可能、保护支持战争的重要工业进行了必要的准备，而且为防备战争扩大到中国东北局部地区作了部署，并开始从国防和应付未来局部战争的长远战略，考虑并安排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