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6—0015—06—0042—11 本文拟就20世纪初年至1945年间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史的若干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问题的缘起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在亚太地区，此前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已为中美日三角关系所取代。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研究，遂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现实性研究的著作可参考《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1]，而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历史研究， 也引起史学界特别是中美关系史学者的重视（注：陶文钊在《中美关系史研究十年回顾》一文中提出：研究20世纪中美关系应更多了解中美日三角关系。[2 ]（P306）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一书中简单勾画了二战前和二战中的美、日、中三角关系史。[3]（P30—33）），还有些学者虽不使用中美日三角关系或不同意使用这个概念，，但也对20世纪的三国关系史进行了一些考察与回顾。[4][5]中国史学界的这种状况，既反映了学者们在近代中外关系史或国际关系史领域中的新追求，又与世界特别是美日两国的学术影响分不开。70年代以来，以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在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丹涅特（Tyler Dennett）、格里斯沃尔德（Alfred Whitney Griswold）为首构筑的美国与东亚史学体系提出批评的同时，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主导，对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进行了重新研究，并创建了新的学科体系。[6]（P2—3）[7]其中，作为费正清弟子的入江昭（Akira Iriye），对于美中日三国关系史的研究最有成就， 并成为美国“综合几种国际关系史方法进行总体研究的先驱”。[8]日本政界早在70 年代初就提出建立日美中三角关系的问题（注：田中角荣在1972年7 月就任首相前称：“如果日美中三国成为等腰三角形，就能维护远东安全。”）[9]（P76），进入90年代以来，又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10]因此，如何适应外交斗争的现实需要，并借鉴美日两国的学术研究，在中日、中美、日美双边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学术体系，应当成为我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以来，至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的30年间，由于日本与美国开战和战后依附美国，亚太地区已不存在中日美三角关系。如同对于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是否存在美中日三角关系的问题的争论[5][11]（P204 ）一样，1945年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中，亚太地区是否存在过中日美三角关系以及这个三角关系的发展过程及其体现的历史特点，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但由于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有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它作为一个知识门类是不成熟的[12]（P2），又由于任何国家的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上也不可能摆脱本国国情的影响（注：例如：〔美〕泰勒·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研究19世纪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国的关系史，就表明他的“观点是站在华盛顿方面，而不是站在东京或北京方面的”（作者原序）。[13]），笔者仅从中国学人的角度，就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史发表一些个人见解。 二、20世纪初期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形成 判断中日美三国之间是否构成三角关系，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三国构成亚太地区的三极，并形成双边关系；二是三国双边关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三是三国关系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且影响到三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据此标准，可以认定：在近现代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关系格局中，中日美三角关系形成于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十余年间。（注：前引时殷弘文，也对于“三角关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并由此认定从日俄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期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美日“三角关系”。[5]）20 世纪初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既具备了形成的主客观因素，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运作，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中日美三角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 1.亚太地区外太平洋力量的衰落与开始退出 19世纪中叶以来，作为外太平洋力量的西方列强（注：此说参考何芳川著：《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开始以武力侵入亚太地区。它们在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旧国际秩序——“华夷秩序”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列强独霸或共管的新秩序。这期间，横亘欧亚大陆的俄国，与领骚全球的海洋帝国——英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亚太地区西方列强的主要矛盾。伙同英国的法国与后起的德国，也分别加入其中，形成亚太地区外太平洋力量的“四强”。而作为内太平洋力量的美国，主要是与英法“分取杯羹”，并将对华利益“一体均沾”。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被粉碎，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明治维新之后又“脱亚入欧”，逐渐加入西方列强。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不但眼看着“华夷秩序”中的诸国被各个肢解而无能为力，其自身也被纳入西方列强的共管秩序之中，并不断遭受侵略、欺凌，最终被瓜分。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是19世纪列强共管秩序的最后一幕。而在19世纪末，日本尽管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但也被迫接受“三国干涉还辽”，其自身也被束缚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之下。美国虽然打败了西班牙并侵占了菲律宾，但与亚太地区的英、俄、法、德四强相比，仍居弱势。正在崛起的日美，尚不足以改变外太平洋力量主导亚太地区的局面，而中国也需周旋于英俄两大国之间。因此，直到19世纪末，亚太地区仍然不可能形成中日美三角关系。 但是，20世纪初期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改变了外太平洋力量主导亚太地区的局面。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皇俄国，从此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而已经成为太平洋国家的沙俄战败后，被迫以多次密约的形式，在亚太地区逐步向日本退让，并逐渐演化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日俄战争之后，由于英德矛盾上升为外太平洋力量之间的主要矛盾，亚太地区通过日本与英法俄美等国的协定，重新构筑了以英日同盟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但使德国彻底退出了亚太舞台，也使英法等国遭受了很大的削弱。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苏俄也逐步退出亚太地区。因此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外太平洋力量的衰落和开始退出亚太地区，客观上就为作为内太平洋力量的中日美三国形成亚太地区的新关系，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