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胜利 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九八研究生 江苏 南京210093

原文出处:
晋阳学刊

内容提要:

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对之都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首开“民主新路”,并以人民为本位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但晚年在民主的形式和实现途径上出现了误区;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民主探索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民主法治”论,并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起来;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提出“依法治国”的建国方略,全面展开“民主法治”论,并指出要“全面发展民主并发展基层民主”。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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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0)05—0003—05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后, 向毛泽东提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并对中共寄予了厚望。毛泽东曾满怀信心地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自此以来,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对之进行了许多重要探索。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共跳出历史“周期率”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民主理论观点和制度措施。综观毛泽东一生的“民主”思想,始终围绕着“人民”这个核心概念。无论是他早年“忧民”、“重民”、“救民”的“民本”思想,还是他晚年的“群治”思想,“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理想和实践的起点和归宿。

      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 ]这深刻地揭示出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力量。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依靠“人民”。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政权前,人民是主要依靠力量;取得政权后,人民是政权的主人,是社会的基础力量。对于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人民也是最坚决、最坚定的反对力量,要想彻底地消灭腐败,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一定的声势。再者,实行民主监督也要依靠人民。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3]

      从建国后至1957年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列主义从阶级社会出发,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4],“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5]等有关论述,在民主观上信奉“人民民主”、“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力本位”,在民主实践中不断地从制度上探索并提出人民行使主权以及实行人民民主监督的途径和方法,主要包括:1、 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使工、农、兵、学、商等各方面代表直接参政议政,广开民主渠道,力求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2、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制,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防止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6];3、提倡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4、重视人民通信,建立信访工作制度, 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7]等等。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颁布了五四宪法,在宪法上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在国体和政体的层面上,解决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确立了人民民主政体的宪法地位。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在这一阶段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57年4月,党中央发动全党整风运动,但整风以后, 党内仍存在贪污腐化和脱离群众等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于是,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8]加上1957年后期,国际形势日趋复杂, 而毛泽东对之又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而进一步提出“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9]至于“大民主”的概念,毛泽东也没有给过确切的定义, 根据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及1957年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内容主要包括:1、 “大民主”是从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人那里借用过来的概念,但内容不同,指的是一种“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积极参与的“大众民主”,即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为此,他号召建立“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作为各级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权力机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成为“最好的组织形式”。[10]2、“大民主”的实现途径, 毛泽东指出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3、“大民主”的目的, 毛泽东指出是对所谓的“敌人”实行专政,但亦可以用来对付严重的官僚主义者。

      “大民主”最初被毛泽东用来反对官僚主义,其愿望是好的。但是,随着极“左”理论的急剧发展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大民主”成了对所谓的“走资派”实行专政的工具。从本质上看,“大民主”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大民主”崇尚的是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对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它无视现代民主所要求的秩序与法律,甚至允许公开的人身侮辱和造谣污蔑。“大民主”发展到了极点,必定会变为残酷的人身迫害,走上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邪路。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为充分。

      二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接过其未竟事业,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上继续探索和实践,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最大的贡献是找到了实现人民民主的有效途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11]笔者将之概括为“民主法治”论。

      首先,邓小平指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目的。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历史教训,提出“继续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2]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13]这与毛泽东通常所主张的“民主手段论”不同, 它将民主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同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起来,揭示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之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如果不具备民主的政治特征,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或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这一思想在1982年宪法中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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