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苏联解体，至今已有十年时间，这十年间俄罗斯中国史学界逐渐克服了前苏联史学研究中的极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倾向，摆脱了政治思想上的束缚，使研究工作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如今俄罗斯中国史学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学术观点日趋多元化，已呈现出“可以用中国的话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远东研究所所长 M.Л.季塔连柯语）。据不完全统计，这十年间发表有关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著作近60部，文章约500多篇。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近十年来俄罗斯对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作一评介。 一、研究重点与成果 这十年间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积极发掘、整理和出版历史档案资料和其他史料，深入开展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俄罗斯学者早就意识到，要修订和改写他们以前撰写的带有一定片面性的著作，要消除前苏联时期史学研究中的“空白点”，必须重视对历史档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所以，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开放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即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苏联外交部档案对部分俄罗斯学者的开放，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主要学术机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决定从1993年起“把科研力量集中在几个与发掘、研究新的档案文件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大项目上，其中居中心地位的是编辑出版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这套文件集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选编，主要是发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管的与中国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计划出5卷，现已出版3卷，发表1920至1931年间文件985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契切林、加拉罕、越飞、维经斯基、鲍罗廷、孙中山、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文电；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罗易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和函电；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汉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记录；米夫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等。这些文件记录了维经斯基、马林等人的在华活动及其对中共组织建立的作用；越飞与吴佩孚、孙中山的接触情况及苏俄同孙逸仙结盟的目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和苏联领导人对国民党军事计划的态度；鲍罗廷在筹备和召开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活动；中共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同鲍罗廷的分歧；孙中山北上的决策过程及其目的；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等。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还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合作编辑了《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件集，分两册，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出版，发表档案文件385份，其中与中共直接有关的函电10份，如季米特洛夫关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中共的任务给伏罗希洛夫的信（1940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关于必须保持统一战线和防止同国民党破裂给毛泽东的密电（1941年2月4日）、季米特洛夫关于必须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和巩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给毛泽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毛泽东关于国共对抗问题向季米特洛夫作出的报告（1943年7月底）等，这些文件对于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了有组织地编辑出版系列档案文件集外，俄罗斯学者个人还注意发掘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所保管的共产国际档案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和外交部档案中有关中国的历史文件，这十年间他们在一些书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披露档案文件的文章，如：A.格里戈里耶夫、T.扎泽尔斯卡娅在《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上发表的《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公布了苏联驻华大使II.尤金在1956年3月31日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C.Л.齐赫文斯基在《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上发表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公布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苏联领导应对南京政府提出的四大国居中调停建议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交换意见的6份电报；A.M.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3期发表的《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披露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计划访苏时同斯大林的书信往来情况，以及米高扬于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他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谈的主要内容的书面报告；在1996年第4、5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1949年6至8月间对莫斯科的访问》，公布了斯大林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和毛泽东、刘少奇给斯大林的函电；在1997年第2期上还发表了《斯大林与周恩来在1952年8、9月间的会谈速记记录》；A.И.卡尔图诺娃在《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6期上发表的《在契切林与加拉罕通信中的中国问题(1924-1926)》，援引了契切林和加拉罕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书信。这类文章很多，不一一列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