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06-0064-09 邓小平同志1980年9月在京接见陈济棠的儿子、美籍华人陈树柏教授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注：转见《陈济棠遗物展揭幕》，《广州日报》2000年6月23日。）。此话告诉我们，像陈济棠这样经历复杂的军阀，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陈是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一位重视地方建设且做出成绩的大员。他主粤期间（1929～1936年）不仅提出了一套建设近代化广东的设想与思路，而且还主持制定和实施了三年施政计划，在建设新广东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 一、陈济棠建设近代化广东的思想 陈济棠一向关心和重视桑梓建设。他“治军日久”，无论驻防何处，对于地方建设，从来不敢漠视“（注：陈济棠《敬告民众书》，《广东党务》1929年第8期。）。1929年3月，陈在取代李济深执掌广东军政权力后，即提出“应速谋建设，以回复地方元气”（注：陈济棠《敬告民众书》，《广东党务》1929年第8期。）。可惜，这一设想因粤桂战争和接着而来的宁粤对峙无法付诸实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非。当时，陈济棠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稳定了广东政局，而粤省经济则因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显萧条。面对这种情势，他认定“外侮日深，民生日敝，要谋国家人民的利益，唯一的途径只有积极去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建设……才有救国救民的办法”（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14页。），“我民族欲谋复兴，则改进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实为当务之急”（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2页。）；并指出“兹者广东已渐入安定之境，从事建设，实当其时”（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52页。），我们应下大决心，“于最短时期造成模范之新广东”（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6页。）。陈济棠在此把尽责治粤建设新广东，与复兴民族国家、抵抗外国入侵联在一起，表现出其强烈的爱乡爱国之情。 陈济棠建设近代化新广东的思想，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首先，陈济棠认识到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出广东要整理与建设并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强调建设新广东的方针“就是用政治力量来建设三民主义的经济”，同时亦“用经济力量来建设三民主义的政治”；（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98页。）“一言蔽之，整理与建设要同时并重”，“一面努力去整理，一面努力去建设”，“以期除弊兴利，两不偏废”。（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98、232、156页。）陈济棠认为整理是搞好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他指出：“所谓整理，是指最重要的澄清吏治和廓清积弊等等而言”（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98～199页。），“从前的政治是急待整理的……整理不成功，建设便很危险，要想建设得稳固，对于现在种种政治病态便要扫除清楚”（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75～276页。）；整理的要点不外两端：“一是人的问题”，要使全体官吏养成“清”、“慎”、“勤”、“明”的政治人格，“以求造成廉洁的政府”，（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75、228、230页。），“二是法的问题”，要革除司法界“种种恶意的和非恶意的弊端”，做到“政平讼理……人民安居乐业”；（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75页。）我们“必须把与建设事业有关的事项从事整理，使弊绝风清，措施自如，然后能得良好的成效”（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59页。）。陈济棠深知整理代替不了建设，强调建设广东要突出“以经济为重心，一方面建设国家经济，一方面同时建设国民经济，以国家经济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98页。）。他认为商业的“重要似与农工同等”，广东要同时努力振兴，“关系国计民生”的农工商业，全面进行“消费建设”与“生产建设”，其主要工作包括“兴办各种救济事业，筹设各种工厂，以及交通之发展，农林之改良，水利之振兴”，工商劝业银行之成立等。（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80、233、267页。） 其次，陈济棠认为建设近代化广东的目的在谋国利民福，提出要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同时并进，而以复兴农村经济为重点。他指出：“总理的三民主义无一不冠以‘民’字，可见我们革命的目标全是为民”，“必须本着人民急切地需求与一切的利益去做，国家前途才有希望”。（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06、222～223页。）他强调：“政府原定的建设计划，本是城市、乡村并重”，“乡村建设、城市建设须平衡发展，不宜偏重城市建设”；（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33、139、164页。）“中国以农立国，农村为构成国家的基础，也是民生的根本”，因此，“在今谋复兴城市之经济，必先自救济农村始，农村经济充裕，则城市经济自可复兴也”，（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09、302页。）今后“我们对于城市建设固然要注意，尤其要更注意农村建设”（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56页。）。可见，他在思想上已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而高度重视救济与复兴农村经济。 再次，陈济棠认定“建设之进行，既赖优美多数之人才，尤需充足之财力”（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8页。），搞好广东建设先要解决人才与钱财两大问题。他在谈到人才对于建设的重要性时指出：“国家之所以兴，本乎人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4、354页。），“人的问题实为政治问题的前驱”，“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政治，便须集中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尤其要有相当的人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200页。）“没有忠诚的人才相助，终久也是归于失败”（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40、343页。）。陈济棠在人才问题上不怕花钱，他解决广东建设所需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是“用人”——他主张搞建设须先罗致及训练所需要之人才，尤其要注意“优待及重用科技人才”，（注：罗明燏：《我所认识的陈济棠将军》，《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务使人尽其才”（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337页。）；二是“育人”——他“很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对发展教育事业不遗余力……为社会作育人才”。（注：罗明燏：《我所认识的陈济棠将军》，《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陈济棠清醒的认识到“财”为庶政之母，“全省财政窘枯”问题实为过去政治“百病之泉源”；（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3页。）“有一分财，即为地方办一分事”，倘若“财政不足以应建设之需求，则建设之进步自必因而迟缓”。（注：广东省档案史料丛刊：《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第135、138页。）为解决广东每年所需的数百万元乃至千余万元之建设资金问题，陈亲自参掌财务要政，并先后采取了大力引进侨资、实行税捐承投、改革税制与开征各种新税、整顿与发行纸币、推销公债券与金库券、举借银行债务、武装走私白糖与化肥，及实施“机器借款”及“以厂养厂”计划、严惩贪官污吏、控制军政费用开支、财政完全公开等一系列整顿财经、开源节流、涓滴归公的得力措施，从而保证了全省30年代头几年的建设投资额及其在每个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皆逐年不断有大幅度地增长。（注：据《广东统计汇刊》的统计可知，1931～1935年间，广东各年度建设资金的投资数及其所占该年度财政支出的比例，依次分别为：304.1545万元，占5.4%；462.0554万元，占7.3%；775.2910万元，占17%；1146.2056万元，占17.5%；1855.1771万元，占27.2%。转引自钟卓安：《陈济棠》，广东省地图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