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一二前后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是一个曾经受到史学界关注，但今至仍未有明晰答案的问题。按以往教科书的既成结论，蒋是在列强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权的（注：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201页。）。然而这个看似明了的结论却经不起深入的发问，如蒋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面临的是怎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其时英、美、日等主要列强对华政策正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他们与蒋介石发动的这场政变究竟有无直接关联？列强对新成立的南京政权态度是否一致？再如，蒋介石通过政变建立政权后，列强对这一政权采取了何种方针？蒋的南京政权奉行的又系何种性质的外交？应做何评价？以上这一系列问题，如果答案至今仍然是含混不清的，那么已有的结论就将经不起推敲，失却可信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曾把自己的研究兴趣投向这一方面，并撰文对此进行探讨，如牛大勇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和沈予与牛文商榷的文章《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注：沈予文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除文中提到的两篇专论文章外，某些史料和观点还可见诸一些通论性外交专著和现代史专著的外交章节，如石源华撰《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2编5卷（中华书局，1996年）等。国外学者也曾在一些论著中，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如：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纽约，1947年；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但他们的研究多偏重于这一时期国际格局的分析和本国对华政策的解释。）。由于该课题研究范围甚广，加上第一手资料觅集不易，由他们开始的这一讨论未能继续深入。近年来笔者有幸外出访学，查阅了保存于英、美两国档案馆的有关档案，故不揣冒昧，撰就此文，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注：本文引用的主要外交史料系笔者去年接受英国学术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P.R.O.)查阅档案资料所得。）。 一 北伐前后列强对华方针的调整及对南方阵营内部矛盾的关注 1926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如日中天的声势和中国政局的剧变，使在华列强，尤其是英、美、日等主要列强的对华方针，被迫面临着一个大的调整。关于三国这一时期的在华政策，曾有一些文章分别做过专门研究。从研究的结论看，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共同的，即认为在华列强此时都不再以扶持北京军阀政府、敌视南方为惟一政策，而改用其他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但是列强主要是以任何手段来对付南方革命的？“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是一个一直被沿用的说法。“软硬兼施”很好理解，意即列强在被迫与南方革命阵营打交道时，采取压服和软化双管齐下的手段。而对“分化瓦解”一说，则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一手段的运用其前提必须是列强已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以及“蒋介石的面目”均已有相当认识和了解，而这一点恰恰是尚未得到有力证明的。几年前沈予文章的质疑即是据此提出的。笔者认为，沈文观点值得重视，澄清这一点对探讨四一二前后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至关重要。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中山舰事件时，英、美等列强对南方革命营垒矛盾和对蒋介石情况的认知程度。人所共知，蒋介石是在这一事件中始公开暴露其反共面目的。事件一发生，对广东政局最为关注的英国人曾一度为蒋“惩治左派和共党分子”、“包围罢工委员会，收缴罢工纠察队武装”的行为欢欣鼓舞。英外交大臣张伯伦甚至在国会讲话中公开宣称：“蒋介石已采取措施，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注：The Times(London),Mar.26,1926,p.13.）。但此后的事态却颇令英方困惑。被英视为国民党内“温和派”领袖的胡汉民在中山舰事件后回到广东却不为蒋所容，公安局长吴铁城遭逮捕。英方曾以提供实业贷款向蒋试探，但与港府华民司司长坎普(J.H.Kemp)会谈，并建议接受英贷款的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却被蒋以“与香港英人勾结”的罪名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广东”（注：英曾认为蒋之所以仍与俄国人接近，是因为需要俄国人的钱。因此他在惩治左派时，为加强自身，“肯定会希望从香港方面，不管以何种方式得到钱款”，于是在中山舰事件后与广州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时，乃主动表示“不答应赔偿，但可以考虑贷款以资国民政府建设”。Clementi to Amery,Apr.15,17,1926.C.0.,882/11。）。相反，苏联总顾问鲍罗廷从海参崴返粤却受到蒋介石盛大欢迎。因而在中山舰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扑朔迷离的广州政局使英人如堕迷雾之中。加上英国此时已被广州和香港工人的罢工搞得焦头烂额，对解决罢工、维护英在华南利益的企盼远远超出了对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矛盾的关切。因此，事件过后，由之引起的兴奋迅速冷却，英外交部也承认：“广州形势仍很混沌，不像我们最近估计的那么乐观。”3个月之后，英在华南和港府的官员就广东内部情况向外交部报告说，“蒋介石在广东的影响扩大”，但不过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他“一方面从俄国人那里得到军队、装备和钱”，但同时“却像孙传芳在长江下游发展势力一样，正以同样的手段在广东努力使自己成为南方的独裁者”。他们对中山舰事件似乎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即：“蒋介石将军打算当广州的铁腕人物”，其他则不甚了了。因此报告也遗憾地说，“蒋的真正意图何在，只好留待将来去看了”（注："Internal Situation at Canton",June 13,June 24,1926,《英国外交档案》,FO.371/11627。）英国对广东局势的懵懂，其原因不难理解。自五卅和沙基惨案后，英帝国主义一直被广东国民政府列为头号敌人，蒋既然此时还需要革命的包装，为避免被指责为“与英帝国主义勾结”，不仅不可能与英方有什么接触，而且还要做了激烈反英的姿态。蒋的这一表演不要说英人看不透，就是革命阵营内部又有多少人是清醒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