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杰出战士。自1931年冬他牺牲至今，有关邓演达的回忆录、文集、传记、年谱、画册，已出版了近20种，从不同时期、角度、层面，展示了邓演达的生平活动和思想。考察邓演达的一生，可以发现他的主要活动，几乎都与蒋介石密切相关。前述诸多论著，大多把邓演达对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认识，在时间上提前了很多，有的定在三二0事件，有的更写成黄埔军校的初创时期；在认识程度上也写得深刻了许多。笔者在研究了邓演达的生平、著述，以及有关回忆录，特别是对照《蒋介石年谱初稿》（以下简称《蒋年谱》）以后，认为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长达十余年，邓对蒋的认识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按时间顺序和两人关系状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因《蒋年谱》只写到1926年底，故第三、四时期，无法引用，无以了解蒋介石在1927年后对邓演达的态度，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但在支持本文写作动机上，《蒋年谱》的作用还是重要的。 第一时期：1920年至1923年底。 1918年2月起，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先后担任上校参谋、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等职，其间因与陈炯明及其部将意见分歧，曾多次离开部队。1920年春，蒋居留上海期间，保定军校毕业不久的邓演达从西北边防军南下加入粤军。在当年8月开始的讨桂战争中，蒋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邓则为第一军第一师的参谋。二人同在粤军，但无隶属关系。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11月在桂林设北伐大本营。12月下旬，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到广州联络国民党共同反直，并于1922年1月赴桂林见孙中山，由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派工兵营长邓演达带兵护送。恰逢蒋介石处理母丧事毕返回广州，奉孙中山之命在广州与徐树铮切商军事合作问题，随后也赴桂林参与制订北伐计划，遂与徐树铮、邓演达同船西溯，（注：参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上册，第153页；徐道邻：《徐树铮文集年谱合刊》，第280-283页；李洁之：《邓演达先生与粤军第一师》，《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简称《邓演达》文史版）。）途中前后14天。根据笔者所见资料，这是邓、蒋二人第一次交往。然检阅《蒋年谱》虽有此行的记载，却未记同行之人。 1922年6月，陈炯明部下叶举炮击总统府，孙中山移住永丰舰，指挥北伐军反击。蒋介石自奉化赶来，上永丰舰协助孙中山，8月9日二人相偕赴港转上海。邓演达所在的第一师，在孙、陈斗争中，部分军官率部追随陈炯明，师长梁鸿楷、参谋长李济深权衡局势，持中立态度，战后该师移驻西江。10月，邓演达受梁鸿楷、李济深指派，赴上海向孙中山表达倾向革命之意，并请示今后行动方针。（注：李洁之：《邓演达先生与粤军第一师》，《邓演达》文史版。）其时，孙中山将驻福建的部队改组为东路讨贼军，其中第二军以许崇智为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又派邹鲁为特派员，联络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部组成西路讨贼军，准备东西合击讨伐陈炯明，故指示邓演达，第一师应与滇桂军联络，于军兴之时举义响应。 12月下旬，讨陈战役打响，第一师大部分部队起义讨陈，邓演达率工兵营为先锋，于1923年1月15日率先进入广州城，邓升任团长，并任命为广州警备司令。参与讨陈的桂军沈鸿英受岑春煊和北京政府指使，于1月24日，在海珠江防司令部召集军事、治安会议，企图将讨陈各军首领一网打尽，幸而第一师出动威慑，阴谋未能得逞。当晚，邓演达与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请其速来广州：“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这是《蒋年谱》上首次出现邓演达的名字。 2月21日，孙中山抵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4月20日，蒋到广州就职。其时，沈鸿英部叛乱，占据肇庆，粤军第一师奉命赴西江平叛。而5月8日，驻广州的滇军两个师又起叛乱，孙中山于19日急电西江前线，令“着邓演达所部即日来省（为大本营卫队）”。（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1页。）30日，被困于惠州的陈炯明派小部队出击，进窥石龙，广州震动，蒋介石“乃自领卫队邓团二百人前驱”。（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这可以说是蒋、邓二人第一次共同进行的军事行动。 在这一时期中，邓与蒋都共同追随孙中山革命，但因二人地位悬殊，交往不多。就蒋而言，他被时人视为孙中山重要的军事助手，在军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而邓则仅是追随孙中山的众多军队中的一个普通青年军官（1923年仅26岁），（注：关于邓演达出生时间，一般均作1895年，《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载戴季邑文章，认为应为1897年。笔者经过考证，赞同戴文的观点。蒋介石生于1887年，长邓氏10岁。）故在蒋的心目中并无邓的位置。这一点从《蒋年谱》上与邓交往的一些事并无记载可以看出。而反过来，就邓而言，他对蒋的尊崇是显而易见的，这从1923年1月24日他与同事给蒋的电报可以看出。 第二时期：1924年1月至1926年12月。这一时期是邓、蒋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也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部分。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孙中山与苏联、中共合作的正式开始。在此前后，国民党已开始筹组黄埔军校。24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随后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注：《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按《蒋年谱》第156页载，筹备委员无李济深而有邓演达。但根据军校初创时五个部的临时主任均为筹备委员这一情况分析，担任教练部主任的李济深应为筹备委员。因李济深时任第一师师长兼西江督办，率军坐镇西江，不克分身前来军校工作，故由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代理他的一切工作，包括筹备会开会事宜。
